31 身后之事（第10/14页）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安内瑟将切片放到了租来的卡车后备厢里，载着它们来到大脑观测所的原址，将它们交由早已和两位警官一起等候在那里的副校长，他们得确保一切都妥善进行。

思绪回到科金的办公室，我请求从她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故事，想知道她是如何看待这场大脑争夺战的。

“我并不想谈论到这事儿。”她说，“你知道我们曾进行了一个大脑的捐赠仪式，对吧？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对相关的书面文件很好奇。那是个怎样的……”

她打断了我的话语。

“我不能谈及那些书面文件。”她说。

我又向她问到托马斯·穆尼，那是她钦定的亨利的监护人，是他签署了大脑的捐赠协议。在协议中，穆尼说自己是亨利关系最近的亲属。我问科金是否可以准确地告诉我，穆尼和亨利的关系。

我也曾试图问了穆尼同样的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他，甚至出现在他家门口。他总是制造各种借口，推脱与我的会见。

我问科金，她是否知道在穆尼成为亨利的保护人，并且签字捐出亨利的大脑时，穆尼根本就不是亨利第一次序的近亲，那时候亨利还有很多亲近的侄辈就在亨利住处附近。我提及他们的其中一个，弗兰克·S.莫莱森。

“我当时可不知道他的存在。”她说。

我问科金，对这个她研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男人，她有没有做过任何谱系学研究。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我说，“你并不知道，穆尼先生不是他的近亲吗？”

“不知道。”她说。

那我就要问问她又是如何寻找到亨利第一位次的监护人的。

“我只是想要更高级别的安全保证。需要有一个人没有罹患遗忘症，而且将亨利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问她所谓的“安全”是什么，对什么的安全。

“当然是为了亨利的安全，”她说，“是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

那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这得问问我们的律师了。”

二八分的方案协商失败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圣地亚哥分校的律师们，继续就协议最后的争论点进行磋商：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们，在切片期间获取了高分辨率的切片表面成像资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方面提出，这些数据理应在创造了它的机构进行保存，并且保留机构对此的知识产权，当然数据可以供大家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个提议。大卫·阿马拉尔向圣地亚哥分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为什么他仍希望这些虚拟数据能够和生物素材一起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全部放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他写道，“亨利的后裔认为，我们是这一珍贵资源的最佳监护人。”他补充说，他很乐意认同安内瑟在H.M.的分析上所做的贡献，但是如果H.M.那部分数据遗产因为法律或政策的关系，没能成为一项永久而可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会“深表遗憾”。我们都与出现在教科书中的H.M.共同成长着，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确保他生命的最终篇章以及遗产，收受最深切的尊重，获得最高的科学标准的保存。

阿拉马尔的邮件也转发给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助理副校长玛丽安·詹内瑞拉斯（Marianne Generales），而她又加了一行注释转发给了另一位同僚。

“这是什么鬼话！”她写道。

但最终，圣地亚哥分校还是同意了最后的要求：那些虚拟数据，也要一起转移走。

这的确令我十分挫败，不过也未尝完全是一件坏事。

玛丽安·詹内瑞拉斯发表的评论可能有失公允。无论怎么样去解释这场从圣地亚哥转移亨利的大脑所引发的冲突，一旦材料转交确定了下来，将所有东西集合在一起的意愿就显得十分合理了：所有的材料以及所有的数据。这将使科学家们继续分析亨利的大脑变得更为便捷，更容易地去挖掘大脑其中蕴含的各种关联，无论是种什么样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阿马拉尔的邮件内容的确无懈可击：谁不希望H.M.的“遗留数据”得以放入一个“永久、可访问的资源”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