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香丸之旅（第4/5页）

一位矮小整洁的老太太，笑容和蔼，举止得体，她从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到我身边，用一种难以言表的谦逊鞠了一躬，并问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先生，庞帝弗拉克特（Pontefract）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依然盛行吗？”

“是的，夫人。”我回答道。

“先生，你上次见到他时，他也是如此——“？

“嗯，夫人，”我说道，“非常的好。他恳求着人们赞美他。我从没见他那么好过。”

这个老妇人非常高兴。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很确信我是在认真地表示赞美，她侧身退了几步，又侧身向前，突然跳了一下（我吓得猛地后退了两步），说道：

“先生，我是个老古板。”

我想最好的回答是，我从没这样认为过。于是，我就那么说了。

“先生，当个老古板是件无上荣耀和愉悦的事儿。”老太太说。

“我想是的吧，夫人，”我答道。

老太太吻了一下她的手，又傻笑着跳了一下，以一种奇特的动作侧身走过门廊，优雅地漫步到自己的起居室。

狄更斯认为这疗养院进行着“令人钦佩的管理”，当他知道一个病人曾听到“空中的声音”时，还开了个玩笑。

“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让那些伪称自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的，实则失败的先行者闭嘴，我应该先找一两个摩门教徒来做下实验。”

狄更斯并不是唯一赞扬疗养院的人。一位后任的机构负责人在撰写疗养院早期纪年表时表示，“医院对病人提供的照顾，都显然无可诟病，”虽然他又加上了以下告诫，“当然，坊间会以讹传讹一些医院里的神秘事件，这在精神病机构这并不少见。人们很难理解精神疾病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中，都会出现一些遐想。”另一个观察者是位医生，他赞扬这里采用着很大程度上温和的“道德疗法”。甚至对收容所中最无药可救的人也是如此。他写道：“这里绝无仅有地将鲜花环绕在墓碑上，这也是令人最为愉悦的人道的景象，最精细的文学艺术品位和最挑剔的社交礼仪，都远远不及这里对高度文明的诠释。”

我外祖母踏进疗养院大门，那是狄更斯来这里的100年以后，世事变迁，道德治疗作为机构的初衷，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

那座疗养院依然十分美丽，几乎保持着原貌。

汽车穿过大门，开过微微有点坡度的车道，到了疗养院的主楼。若是看向窗外，外祖母便会清楚地看到那些一闪而去的花卉、灌木和草坪。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是美国最伟大的景观设计师，也是中央公园的设计者。他在19世纪末彻底翻新了这片地，种下了各式各样精心搭配过的银杏，糖枫树，黑胡桃，香枫，铜山毛榉，以及这偏远北部地区仅存的一片山核桃树。汽车驶过一些优雅的小屋和集体宿舍，最终停在富丽堂皇的行政大楼前，那是这里最古老的建筑。若是当时外祖母感觉无碍可以独自下车，皮特·苏扎（Pete Souza）会站在那儿接住她的手包，并带着她进去里面，接待员正坐在登记台后面等她办理入住登记。苏扎曾是位葡萄牙裔的水手，在疗养院当行李员快十年了。苏扎会在之后将她送到布置得相当有品位的住处。在她的床头柜上，家政人员可能已经放好一份薄薄的《话匣子》（The Chatterbox）杂志。封面上有一个复活节兔子，自百合花中向外张望。如果她拿起杂志翻开它，就会发现内页里有一则通知，告诉她这本读物是“为‘生活研究所’（THEINSTITUTE OF LIVING）的主顾准备的双周刊”。

这个名字是新取的。一年前，收容所的负责人C.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Dr.C.Charles Burlingame）向州议会申请，将前身为哈特福德精神疗养院、于1931年更名的哈特福德神经-精神病疗养院（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 of the Hartford Retreat），再次更名为“生活研究所”。伯林盖姆还要求以后一切对他机构的引用，都要将“疗养院”一词替换为“精神病院”，而一切对神志不清人员的描述也要将“疯子”代之以“精神病”。用词和表达对伯林盖姆来说非常重要。他曾写道，自己努力使生活研究所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寻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