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鱼找到了水写给不可名状的恐惧（第2/13页）

有时候我也缠着我爸给我讲讲历史故事，可他说不在课堂就没那个气氛，讲不出来，用他的话来说，非得坐满了学生他才能讲得出来。

我打小就不黏人，他不讲我就不听，不过我觉得，要是讲台下坐的都是男生他也讲不出来，至少讲不了那么精彩。都是爷们儿，谁不明白这个呀。

有一天，我爸给了我一摞书，烟黄色书皮，由一条褪色的红绳扎成捆。书封皮上写着“史记”两个字，翻开一股尘土气，扉页上有硕大的红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是绛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再翻内页，古白话对照，页脚处有密密麻麻的注释。

“这可是好书，虽说不是全本，可这年月能看到这些个东西已经不错了。”我爸说，“你可爱惜着点儿，别弄得跟你那烂课本似的。”

那时正值寒假，我凡人不理，天天趴在床上看书，大院里的孩子来找我，谁叫也不动。我最喜欢的是“匈奴列传”里的冒顿单于，觉得此人不是一般的牛逼，张弓搭箭射自己的爱驹、爱妾，不跟着一块儿射的，立即枭首示众，生生练得手下将士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最后冒顿举鞭一指，他的亲老子头曼单于就成了箭猪，够狠，够有领袖气质。我爸问我，你最喜欢读的是哪篇，我说冒顿单于这个，他听了眉毛都拧一块儿去了。

“妈的，”他抬手给我后脑勺一下，不轻不重的，“好的不看，看这个，你要学他弑父啊？”

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弑父。

刚考上高中那年，我妈死了，死得干净利索。那天她照例下了班在车站等车，照例等来了120路电车。接下来没有照例了，电车刚刚停靠，还没停稳，车顶两根集电杆中的一根轰然而下，正砸在我妈的脑顶。只一秒钟的工夫，我就成了没妈的孩子。

托我妈的福，我有幸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市公交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庄严地抚慰着我那位呆若木鸡的父亲，说：“唉，你说说，这种事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是百年不遇，怎么就让你们给碰上了呢……”

站在一边的我，在悲哀的间隙想：假如他换成相反的表情，简直就像是在向一位中彩票的大奖得主宣布喜讯。

再托我妈的福，回去的路上，我和我爸有幸乘坐了公交公司党委书记的桑塔纳。车窗外大雨瓢泼，车内司机沉默，父子亦一路无话，只闻雨刷摆动的声音。越过司机的肩膀，我望着车灯的两筒光柱穿破雨帘。水滴在光柱中跳跃、挣扎，我似乎听到它们在嘶喊、哭泣。另一些雨滴像飞蛾一样，义无反顾地扑向挡风玻璃，变成弯弯曲曲的蚯蚓，一条条向斜上方迅疾攀爬，躲不及的都死于野蛮的雨刷之下。

到了家，我爸把手摁在我脸上，旋转一圈替我抹去鼻涕眼泪，像是跟我，又像是跟自己说：“怪不得你妈唠叨个没完，看来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啊……”

2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在这之前我还偷过其他一些东西，但是跟那台录像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不过是哪个同学的一支新钢笔，一块带香味的彩色橡皮一类，很小儿科。值得存入记忆的，是五六年前我和杨科在合作社偷的一盒月经带。按照惯例，他负责和合作社的售货员搭讪，我伺机下手，分工明确。

杨科长得童叟无欺，是个漂亮男孩。睫毛卷曲，双目如点漆，唇红齿白，一笑两个酒窝。这些形容词都是跟评书里学的，反正他长得挺好看的，姿色远胜于我们院的大部分女孩，所以好多人都叫他“假娘儿们”。他不爱听，非常不爱听，可打架他不行，表示抗议的结果是挨了几次揍。再有人叫他“假娘儿们”的时候，杨科就低着头不说话了，有时候碰上大院里著名的痞子，他还会含混地“唔”一声。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低头，更不会“唔”一声，而是梗着脖子，抬起眼皮，用那双漂亮的“假娘儿们”眼直视对方说：“你他妈的敢再叫一遍？”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我会让那个叫杨科“假娘儿们”的家伙趴在地上管自己叫“假娘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