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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阿迪尔·阿姆兹埃一直在研究古姆里达塔一城的历史，在哥特人将其化为灰烬，使其居民永远沦为奴隶之前，古姆里达塔曾经是一座伟大的都城，列邦列国引以为自豪的重地……在他研究撰写该书的这些年来，他既未与大学里的学者打过交道，亦未向他们的夫人与小姐致敬问候，如今有事要向他们求助，他们不但给他白眼，甚至连他们所戴的眼镜，似乎都扭曲了：请问阁下究系何人？我们以前似乎从未见过。他耸耸肩头，泄气地走开。他虽明白，若要被人认知，必须先跟他们攀谈交情，但他却不知如何进行；多年的苦心钻研，已使他成为工作的奴隶，疏忽了人世间所有的人情世故。注

父亲从来没有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尽管他始终通过开玩笑、说妙语、不计任何代价地要承担一切重任、展示自己博学多才，拥有驾驭辞藻的能力，竭尽全力而为之。他从来不懂得如何谄媚逢迎，他没有掌握依附学术权力帮派和小集团的艺术，不写任何吹捧文章，只有在人死后才颂扬他们。

最后，他似乎认命了。连续十余年，他终日坐在吉瓦特拉姆新国家图书馆楼内书目文献部的一间无窗小屋里做集注。下班回到家后，他坐在书桌旁，为当时正在成型的《希伯来百科全书》编纂条目。他主要撰写波兰和立陶宛文学。逐渐，他把关于佩雷茨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章节转化为文章，发表在希伯来文期刊上，有那么一两次甚至设法用法文发表。我在阿拉德的家里，从他印成铅字的文稿中，找到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文章（《身在故乡的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隆古斯注的《达佛尼斯和克洛伊》，其中一篇题为《门德勒研究》，父亲在献词中写道：

纪念我的妻子，一位分辨力强品位不俗的女人，她在提别月5712年8日注离开了我。

1960年，在我和尼莉结婚前几天，父亲心脏病初次发作。他未能前来胡尔达参加婚礼，婚礼在四把干草叉搭起的华盖下举行。（在胡尔达，有个约定俗成的传统，用两支步枪和两支干草叉来支撑新娘的华盖，象征着工会、防御和基布兹。我和尼莉拒绝在步枪的阴影下成婚，因而引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在基布兹全体大会上，扎尔曼·皮管我叫“虚情假意社会改革者”，而茨维·卡嘲弄地问，我所服役的部队是否允许我扛着干草叉或笤帚去巡逻。）

婚礼两三个星期后，父亲身体复元，但脸色全然不同：面色苍白倦怠。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逐渐缺乏活力。他依然满怀热情早早起来，盼望工作，但午饭后，脑袋便开始无精打采地垂到胸前，后半晌他会躺在那里休息。后来，他中午就提不起精神。最后，就只有早上两三个小时了，其后他便脸色暗淡，没有了神采。

他依旧喜欢开玩笑，玩弄辞藻，他依旧乐于给你解释，比如说，希伯来文中的水管berez源于现代希腊文vrisi，意为泉水，而希伯来文mahsan，仓库，像英语单词杂志magazine，源于阿拉伯语mahzan或许源自闪语词根HSN，意为强壮。至于单词balagan，混乱或杂乱，他说，许多人误以为是俄国单词，实际上源于波斯语balakan，本意是不引人注目的游廊（阳台），上面扔着没人要的破衣烂衫，英语单词“阳台”即源于此。

他越来越重复自己。尽管他一度记忆力惊人，但是现在却在同一次谈话中重复一个玩笑或解释。他疲惫而沉默寡言，有时难以集中精力。1968年，当我的第三本书《我的米海尔》面世后，他花了几天时间把书看完，而后给我打电话到胡尔达，说“其中有些极富说服力的描述，但总体上缺乏一种富有精神启迪的火花，缺乏中心思想”。当我把中篇小说《迟到的爱》送给他时，他给我写信表示欣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