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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这些名人雅士在图书馆或街上碰到我的父亲，他们会和他简短聊聊教育部长迪努致大学校长们的书信，或是扎尔曼·施奈欧尔在年事已高之际想成为沃尔特·惠特曼，或克劳斯纳教授退休后谁会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后他们会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说，请向你的太太致以温馨的问候，一个真正出色的女人，那么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颇有艺术天赋！

他们深情地拍着他的肩膀，在内心深处却嫉妒他拥有那样一个妻子，不知她看上这个书呆子什么了，即使他渊博、勤奋甚至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学者，但是在我们当中却是个学究气十足、完全没有创造力的学者。

在咖啡馆里的这些谈话中，我的角色别具一格。首先我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彬彬有礼聪颖机灵地回答这些难题，比如说我多大了，在学校里上几年级，我是否集邮，有没有剪贴簿，他们这些日子在地理课上教我们什么了，希伯来语课上教了什么，我是不是个好孩子，我读过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亚阿里、或者卡达里、或者爱文·扎哈夫、或者申哈尔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师我都喜欢吗。偶尔也问：我开始对年轻女士感兴趣了吗？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也做教授吗？还是做个拓荒者？还是在以色列军队里当个陆军元帅？（那时我在内心深处得出结论，作家们都有点虚假，甚至有点滑稽可笑。）

其次，我的任务是不许插嘴。

我不能让人意识到我的存在。

他们在咖啡馆里每次至少聊上七个小时，在这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我甚至比屋顶上发出轻轻声响的电扇表现得更为安静。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要遭受惩罚：可能从放学后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里，连续两个星期；或失去和朋友们玩耍的权利，或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读书。

连续一百个小时独处会得大奖，奖励一个冰激凌，甚至奖励一根玉米棒。

他们几乎不怎么让我吃冰激凌，因为它对嗓子有害，让人着凉。至于玉米棒，街角有卖的，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坐着开水锅，一个胡子邋遢的人从锅里拿出热乎乎香喷喷的煮玉米，用绿叶子给你包好，上面再撒些盐。几乎就不让我吃玉米棒子，因为胡子邋遢的人显然不干不净，他的水里也许都是细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馆里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就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选择：是冰激凌还是玉米棒，随便你喜欢哪个。”

于是在咖啡馆，父母和他的朋友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一些谈话我听不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慢慢变成一个小间谍。

比如说，我研制了一个小小的秘密游戏，可以玩上几个小时，不用动，不用说，不用辅助道具，甚至不用铅笔不用纸。我会看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试图从他们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那边那个女人刚刚悄悄笑了两次——我试图从她的表情上推断出她在想些什么。那个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每进来一个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么？他苦等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竖起耳朵，从空中窃取只言片语的谈话。我斜倚身子窥探大家在读什么，观察谁急急忙忙地离去，谁刚刚进来就座。

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我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比如，那个嘴唇流露出痛苦、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周围浓烟缭绕，柜台后面墙上的挂钟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站起来三次，进了女厕所，接着她又回来坐在已经空了的茶杯面前，用棕色的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瞟一眼皮肤黝黑、身穿西装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张桌子旁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个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弯下腰，对他说了两三个词，而他只点头称是，现在她又坐在那里抽烟去了。这里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从这些碎片，我能够编织出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与故事！也许她只是询问，他看完报纸后能否把报纸拿给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