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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有了十五到二十个客人和主人的家里人，仿佛在香烟烟雾中徘徊，多数人坐在墙壁四周的沙发上，少数三三两两站在角落里。他们当中有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邮政局长，即斯塔施克叔叔的老板，他正和一些先生站在那里，轻抬眼镜算是和斯塔施克叔叔打了招呼。通向里面房间的门多被关上，但是透过一扇半开的门，我看见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身穿长裙，挤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观察客人，并小声说着什么。

主人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家人和其他一些客人，男男女女，其中有两位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英国女士，一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学者，还有一个身穿长袍留着一撮弯曲胡子的希腊神职人员。主人一一赞美他的客人，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法语，并用两三句话解释尊敬的斯塔夫先生消除了一连几个黑色星期困扰着希尔瓦尼家族的忧愁。

我们一一握手，聊天，微笑，微微欠身低声说“真不错”，“可爱”，以及“见到你很高兴”。我们甚至送给阿里—希尔瓦尼家族一件朴素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本反映基布兹生活的画册，照片中有公共食堂日常生活场景，有田间和乳品加工厂的拓荒者，一丝不挂的孩子在洒水车周围快乐地嬉逐，水花飞溅，一个阿拉伯老农一边紧紧抓住毛驴缰绳，一边看着庞大的拖拉机卷着滚滚烟尘从旁边经过，留下了车辙。每一幅照片都带有希伯来语和英语说明文字。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一页接一页地翻着画册，愉快地微笑，频频点头，仿佛他终于领会了摄影者在照片里所要表达的含义。他向客人致谢，把画册放进墙上的一个壁龛里，也许是窗台。调门高的鹦鹉突然在笼子里用英语唱了起来：“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屋子那边的粗嗓门鹦鹉用阿拉伯语回应道：“先生，安静！先生，安静，先生！”

我们坐在角落里，头顶墙壁上悬挂着两把十字剑。我试图猜出谁是客人，谁是这家里的人，但猜不出来。多数人五六十岁，一个特别老的人身穿一套棕色旧西装，袖口已经破损。他满脸皱纹，双颊凹陷，银髯让烟熏得发黄，涂了灰泥般的嶙峋手指也是一样。他酷似墙上悬挂的镶金框中的某些肖像。他是祖父吗？甚至曾祖父？因为在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左边还有一个老人，他青筋突出，身材高大，驼背，样子像折断的树桩，深褐色的脑瓜顶上盖着一层刺毛。他不修边幅，条纹衬衣只扣了一半，裤子也显得过于肥大。我想起妈妈故事里讲的阿里路耶夫老人，在他的茅舍里照管一个甚至更老的人。

几个年轻人身穿白色网球运动服，两个四十五岁左右大腹便便的男人像对双胞胎，懒洋洋地并肩坐在那里，半睁着眼睛，一个摆弄一串琥珀安神念珠，而他的兄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编织悬在空中的灰色幕帐做着贡献。除两位英国女士外，还有别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或是在屋内来回周旋，小心翼翼切勿撞到打领结的仆人身上，他们端来冷饮、蜜饯、一杯杯茶和小杯咖啡。难以判断谁是家里的女主人，几个女人仿佛都像在家里那样无拘无束。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穿一条花丝绸长裙，颜色与插有孔雀羽毛花瓶的颜色一模一样，肥胖的胳膊上佩戴着银手镯，每动一下，手镯上的饰物都会叮当作响，她站在那里热情地和一些穿网球衫的年轻人说话。另一位女士，身穿一条棉布长裙，硕果累累的花案衬得她的前胸和双腿更加浑圆，伸手接受主人轻轻的亲吻，随即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三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再一下。还有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老太太，长着隐隐约约的八字须和两个毛茸茸的大鼻孔，还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胯骨窄小，留着红指甲，不住地窃窃私语，发式优雅，裙装花哨。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身穿十五年前和他一道从罗兹移民来的那套黑色公使西装，他的太太玛拉身穿棕色长裙，长袖衬衫，佩戴耳坠，在这个屋子的人中穿得最为正式（侍者除外）。就连邮政局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也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衬衫，没穿外套，没系领带。突然，声音像大烟鬼的鹦鹉在大厅一边的笼子里用法语叫了起来：“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可也是，绝对，当然了。”另一边立刻传出娇滴滴的女高音的回应：“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