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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施克叔叔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不但找不到这封信的登记记录，而且那整一页账簿被小心翼翼地撕掉了，没有任何痕迹。这立刻引起斯塔施克的怀疑。他开始询问，并找到了当时是哪位职员在挂号柜台值班，并且询问其他员工，直至得知最后看见那一页记录是在什么时候。很快便确认了罪犯。（一个年轻人把信封拿到灯下，看到里面的支票，便挡不住诱惑了。）

于是物归原主，年轻的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从拘留所中获释，一向令人尊敬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名誉丝毫无损，而亲爱的斯塔夫先生与夫人在周六上午被邀请到谢赫贾拉地区的希尔瓦尼别墅共饮咖啡。至于那个可爱的孩子，朋友的儿子，星期六上午无人看管，得跟他们待在一起，当然，这不成问题，他必须跟他们待在一起，整个希尔瓦尼家族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向斯塔夫先生表达谢意，感谢他的办事效率与诚实正直。

于是星期六吃过早饭，就在出发之前，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衣服是父母专门留在玛拉阿姨家里准备让我出门时穿的（“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外表！”父亲强调说）：光亮耀眼的白衬衫，刚刚熨过，袖子挽得恰到好处；海军蓝裤子上的裤线整齐清晰；样子古板的黑皮带上的搭扣亮晶晶的，不知何故，形状像庄严的双头俄罗斯雄鹰。我脚上穿了一双凉鞋，斯塔施克叔叔用擦拭他和玛拉阿姨最好鞋子的鞋刷和黑鞋油将它擦得锃亮。

尽管八月天气炎热，斯塔施克叔叔执意要穿他那身藏青毛质套装（那是他唯一一套套装），雪白的丝绸衬衣，那件衬衣从十五年前在他罗兹父母家中就伴他一起旅行，并且系上了婚礼那天系的不起眼的蓝色丝绸领带。而玛拉阿姨呢，则在镜子面前折腾了四十五分钟，试穿晚装，改变主意，再试一条黑色的百褶裙，配一件浅色上衣，又改变了主意，穿上最近买的有点女孩子气的夏天连衣裙来端详自己，或饰以一枚胸针和一条丝巾，或戴上项链，摘下胸针和丝巾，或戴项链别一枚新胸针摘下丝巾，戴不戴耳环呢？

突然，她觉得穿那条矫揉造作的夏天连衣裙，脖子四周绣着花，出席这种场合太轻浮，太土气了，于是重新穿上最早穿的那件晚礼服。玛拉阿姨在危难中，向斯塔施克先生求助，甚至向我求助，要我们发誓说实话，只说实话，然而那是痛苦的：大热天穿这样一套正式礼服去做一次非正式的拜访是不是太讲究太夸张了？她的发型是否得体？我们对她的头发有何评价，真实的评价，她是该把辫子盘在头顶，还是不编辫子，把头发披到肩膀，是这样，还是那样？

最后，她勉强决定穿一条朴素的棕色长裙，一件长袖上衣，佩戴一枚漂亮的绿松石胸针。一副浅蓝色的耳坠，衬托她美丽的眼睛。她把头发散开，任其自由自在地披在肩上。

路上，敦实的身子难受地挤在笨重西装里的斯塔夫叔叔向我解释说，生活中的一些情形起源于文化之间的历史差异。希尔瓦尼家族，他说，是个备受尊敬的欧洲化家庭，男人们都在贝鲁特和利物浦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西方语言。而我们呢，也绝对是欧洲人，但是也许我们这些欧洲人在观念上略有不同，比如说，我们不太看重外表，而只注重内在文化和道德价值。即使是像托尔斯泰一样的盖世奇才也会毫不犹豫地穿着农民服装走动，列宁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最瞧不起中产阶级的穿戴方式，情愿穿皮夹克，戴工人帽。

我们拜访希尔瓦尼别墅不是像列宁去探望工人，或者像托尔斯泰在淳朴的农民当中，而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斯塔施克叔叔解释说，令我们颇为敬重颇为文明的阿拉伯邻居，多年吸收了较多的欧洲文化，在他们眼中，我们现代犹太人被错误地描绘成某种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粗野的乞丐，缺乏礼貌，尚未有资格站在文化教养阶梯的末端。就连对我们的一些领袖，阿拉伯邻居也是用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穿着简朴，举止粗鲁，不正规。在邮局工作时，有那么几次他在前台和幕后均有机会观察新希伯来人的风格，穿拖鞋和卡其布装，挽起袖子，露着脖子，我们认为这具有拓荒者之风，民主，平等，但是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在阿拉伯人看来，则为不雅，或者是某种举止粗俗，显得对他人不敬，蔑视公共服务。当然，这一印象大错特错，无须重复我们信仰生活简朴，信仰随遇而安，抛弃一切外在炫耀，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中，去拜访一个赫赫有名备受敬重的家庭，以及类似的场合里，我们应该举止得体，就像我们接受委托执行外交任务。因此，我们得倍加注意我们的外表、举止以及说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