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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嫉妒特拉维夫人。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没有任何名人，甚至没有名人的兄弟在此。只有街名是些小先知：阿摩司大街，俄巴底亚大街，西番亚大街，哈该，萨迦利亚，那鸿，玛拉基，约珥，哈巴谷，何西阿，弥迦和约拿注，等等。

一个俄罗斯移民正站在阿拉德中心广场的一角，脚下人行道上放着敞开的小提琴盒，等待收费。那旋律轻柔，辛酸，令人想起散落着小木屋的杉树林、溪流和草地，使我不禁回忆起我和母亲一起坐在我们那烟熏火燎的小厨房，拣滨豆或是剥豌豆时母亲讲的那些故事。

但阿拉德中心广场这里，沙漠日光赶走了幽灵，驱散了任何关于杉树林和雾蒙蒙秋天的回忆。这个音乐家，他那颤动着的灰白头发，浓密的白胡须，令我有些想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有点想起在守望山教过我母亲哲学的施穆埃尔·雨果·伯格曼，实际上，我自己也于1961年跟他在吉瓦特拉姆校园读过书，听他令人难忘地讲授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

两个年轻女子，可能有南美血统，一个身材纤细，身穿半透明上衣和一条红裙，另一个却穿着裤套装，皮带搭扣一应俱全。她们在音乐家面前止住脚步，听他拉了一两分钟。他在拉琴时，双眼紧闭，没有睁开。两个女子悄悄嘀咕了一下，打开手包，各往琴盒里放了一谢克。

身材纤细的女子，上嘴唇向鼻子略微耸起，说：

“但是你从哪儿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听说，来到这里的俄罗斯人中有一半是非犹太人，只是想利用我们离开俄罗斯，到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她的朋友说：

“关我们什么事，谁想来就来，让他们在大街上卖艺。犹太人，俄罗斯人，德鲁兹人，格鲁吉亚人，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以色列人，会去服兵役，吃皮塔饼加肉排和泡菜，还得偿还抵押借款，终日叫苦连天。”

红裙子说：

“你怎么回事，萨利特，要是谁想来就由着他来，包括外国工人、加沙和占领地的阿拉伯人，那么谁会——”

但是下面的谈话渐渐向着购物中心停车场方向远去。我提醒自己今天没有任何进步，已经不是晨曦初露了。回到书房，热气已经开始升腾，夹着尘土的风把沙尘吹进了屋里。我关上窗子和百叶窗，拉上窗帘，堵住每个缝隙，就像儿时带我的格里塔·盖特那样，格里塔还是一位钢琴老师，总是习惯于把房子封得严严实实的，把它变成一艘潜水艇。

这个书房是阿拉伯工人建的，年头不是很多。他们铺地，用水准仪测量。他们安装门框和窗框。他们把管道和电线都埋在墙里，安装插座以装电话。一个喜欢歌剧的大块头木匠，制作碗橱和书架。承包商是个罗马尼亚移民，快六十岁了，为造花园不知从哪里运来一卡车肥沃的泥土，把泥土撒在始终躺在这些山丘上的石灰、白垩、燧石和盐碱中，就像在伤口上贴块膏药。在这些上好的泥土中，以前住户种下的灌木、树木和草坪得到了我的全力呵护，但没有得到过多的爱，因此这座花园没有经历以前那座花园的命运，我和父亲出于好意置那座花园于死地。

几十个拓荒者，包括喜欢沙漠的孤独者，或者寻找孤独的人，以及几对年轻夫妇，在60年代初期来到这里定居，成为矿工、采石场工人、正规军军官和工业工人。洛娃·埃利亚夫和其他一些为犹太复国主义激情所左右的城镇规划者，筹划、草草设计并立即建造了这座小城，它设有街道、广场、林荫道和花园，离死海不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地方是个人迹罕至的偏僻所在，没有一条主要公路、水管管道或是电力供应，没有树木，没有小径，没有楼群，没有住所，没有生命迹象。就连当地贝督因定居点，多数也出现在小城建立之后。建造阿拉德小镇的拓荒者热情高涨，缺乏耐性，唠唠叨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没经过仔细思考，便脱口发誓“征服荒野，制服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