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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施穆埃里维其先生，有机会一定读丹尼埃拉写的诗，很乐意，一定，干吗不读，这不算什么。

我在内心深处，把这一承诺当作我对促进和平进程所做的贡献。我回到书房，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把报纸摊在沙发上，又在窗前站了十来分钟。从新闻里听到，一个十七岁的阿拉伯姑娘试图在伯利恒外的哨卡刀捅以色列士兵，被一发子弹严重击伤。现在晨光夹着灰蒙蒙的雾气开始发亮，化作耀眼而坚定的蔚蓝。

在我的窗前，有个小花园，几株灌木，一棵攀缘植物和一棵半死不活的柠檬树，我不知道它是死还是活，它的树叶苍白，躯干弯曲，像某人正用力向后弯曲一只胳膊。在希伯来语中，“弯曲”一词恰巧以“艾因”和“扩夫”打头，令我想起父亲常说的话，任何以“艾因”和“扩夫”开头的字母都表示某种不好的东西。“你要注意了，殿下，你自己名字的字头缩写，不管是否出于偶然，也是‘艾因’和‘扩夫’。”注

今天我是不是应该给《最新消息报》写篇文章，试着向施穆埃里维其先生解释，撤出占领地不会削弱以色列，实际上是巩固以色列。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没完没了地看到大屠杀、希特勒和慕尼黑，是个错误。

一次，在你觉得夜光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漫长夏夜，我们二人身穿背心拖鞋坐在施穆埃里维其家花园的墙上。施穆埃里维其先生告诉我，他十二岁那年和父母一起被带到马伊丹内克死亡营，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他不想告诉我他是怎样生还的。他答应下次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但是每一个下次，他选择的却是让我睁开双眼，这样我便不应相信和平，我不应再幼稚下去，因此我必须坚定信念：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把我们杀光，他们所有的和平谈判都是陷阱，要么就是整个世界帮助他们酿造并把安眠药水拿给我们，哄骗我们入睡。像那时一样。

我决定放弃写文章之念。书桌上还有本书的一个章节等着我去完成，它仍然是一堆写就的草稿，皱皱巴巴的条子、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半张半张纸头。这一章写的是“儿童王国”学校的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老师和她的猫兵团。我得在那里做些让步，删除一些描写猫和收款人杰茨尔·纳哈里埃里的事件。那些事件非常可笑，但是对故事进展没有任何贡献。贡献？进展？我不知道什么可以为故事进展做出贡献，因为我还不知道故事究竟想去往何方，实际上不知道它为什么需要贡献，或者进展。

与此同时，十点钟的新闻已经结束，我已经喝过第二杯咖啡，我依然盯着窗外。一只翠绿的可爱小鸟从柠檬树上偷偷看了我一阵，从枝头到枝头，来回雀跃，在光线斑驳的树荫里向我炫耀它靓丽的羽毛。它的头近乎紫罗兰色，脖子呈深色金属蓝，身穿精美的黄色西装马甲。欢迎归来。今天早晨你来让我记起什么？记起纳哈里埃里夫妇？记起比阿里克的诗歌《嫩枝落在墙头打盹》？记起我妈妈经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手里的茶已经冰凉，背对房间看着石榴树丛？可是够了。我必须回去工作了。现在我不得不去使用今朝朝日升起之前我在干河谷储备下来的沉静。

十一点钟，我驱车进城去邮局、银行、诊所和文具店处理一些事宜。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树木稀疏、布满灰尘的街道。沙漠上的日光已经白热化，残酷地使你的双眼眯成两条细缝。

在取款机前面排着几个人，报摊前也排了几个人。在特拉维夫，在1950年或者1951年暑假，离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不远的本—耶胡达大街北头，表哥伊戈尔指给我看大卫—本古里安哥哥开的报亭，并告诉我任何人想和他，和这个本—古里安的哥哥说话，只管上前去说好了，他确实长得和本—古里安很像。你甚至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你好吗，格里昂先生？巧克力华夫饼干多少钱一块，格里昂先生？马上就要打仗了吗，格里昂先生？只是不能问他的弟弟。就这样。他只是不想被问及弟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