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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杰尔达老师也向我打开了一本本诗作，那类书真的，但是真的，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人：莉亚·戈尔德伯格、尤里·兹维·格林伯格、约哈韦德·巴特—米利亚姆、埃斯特·拉阿夫，以及尤·兹·里蒙。

从她那里，我知道有些语词的周围需要全然安静，给它们足够的空间，就好比挂照片，有些照片周围不需要陪衬。

我从她那里学到了许许多多，在班上，在她的院子里。显然，她不介意我分享她的秘密。

然而只是分享一部分秘密。比如，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也从来没有向我做过丝毫暗示，除身为我的老师，我的挚爱，她也是诗人杰尔达，她的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增刊和一两本无名杂志上。我不知道，她和我一样，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和声名显赫的哈西德拉比世家有亲缘关系，她是犹太教仪式派拉比门纳哈伊姆·门德勒·施尼尔松的亲堂妹（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我不知道她也在学习绘画，她加盟一家戏剧团体，也不知道她那时甚至已经在诗歌爱好者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我没有想到，我的情敌，她的追求者是哈伊姆·米什可夫斯基拉比，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夏天，她和我的夏天结束两年后，他会娶她为妻。我几乎对她一无所知。

1947年秋季伊始，我到塔赫凯莫尼宗教男校三年级读书。我的生活中又充满了新的兴奋。无论如何，让我再像婴儿似的对初级班的老师百依百顺已经不合适了——邻居们会皱起眉毛，他们的小孩子会取笑我，我甚至会取笑自己。你怎么回事，每天早晨跑到她那里？当整个邻里开始谈论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孩取下她晾晒的衣服，打扫她的院子，甚至也许在星光璀璨的夜晚梦想着娶她，你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几个星期以后，耶路撒冷爆发暴力冲突，随之便是战争、轰炸、围困和饥饿。我疏远了杰尔达。我不再早上八点跑到她那里，梳洗整齐，头发服服帖帖，和她一起坐在院子里。我不再把昨晚的诗作拿给她。要是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了，我会急急忙忙地说“早上好，你好，杰尔达老师”，没有问号，没等听见回答就已经跑掉。我为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羞愧难当。我也为这么快就把她甩掉而羞愧难当，甚至没有费神告诉她我把她甩了，甚至没有解释。我为她心之所思而羞愧难当，因为她一定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没有把她甩掉。

这以后，我们终于逃脱了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搬到热哈维亚，父亲梦寐以求的地方。后来母亲去世，我到基布兹工作并生活。我想永远离开耶路撒冷。中断了所有的联系。我时不时会在杂志上读到杰尔达的诗，因而知道她还活着，她依然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一遇到感情便连忙退缩，尤其想把我自己和有情感的女人拉开距离。基本如此。

我的第三本书《我的米海尔》中的情节多多少少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住区，该书出版的那年，杰尔达的第一本诗集《休闲》也问世了。我想到要给她写几个字表示祝贺，但是没写。我怎能知道她依旧住在泽弗奈亚大街还是搬到了别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我写下《我的米海尔》，以便在我和耶路撒冷之间划清界限，以便永远和她切断联系。在《休闲》集的诗中，我发现了杰尔达的家庭，也见到了一些邻居。后来，另两部诗集《看不见的骆驼》和《非山非水》陆续问世，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喜爱，荣获文学大奖，对于这一片称赞声，杰尔达老师，一个孤独的女人，似乎在躲避，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在我童年时代，英国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所有耶路撒冷人都坐在家里写东西。那年月几乎谁家里都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录像机，没有激光唱机，也不能上网，不能发电子邮件，甚至连电话也没有。但是大家都有铅笔和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