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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路撒冷大学读书的两年间，到塔拉皮尤特朝觐过两三次。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在《达瓦尔》（《事》）周末增刊和《开晒特》（《箭》、《彩虹》）季刊上刊登，我计划把它们留在阿格农先生那里，听听他的想法，可阿格农先生却道歉说：“我很遗憾这些天读不了东西。”他让我改天拿来。而我再次去找他时两手空空，把登有我作品的《开晒特》放在衣服里的肚子前，像个不好意思的孕妇。最后，我没有了在那里生产的勇气，我害怕自己让人讨厌，我像来时那样挺着个大肚子或者是鼓鼓囊囊的毛衣离开了他的家。只是过了几年，当短篇小说结集成书（《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时，我鼓起勇气把书送给他。收到阿格农先生的友好来信后，我围着基布兹欢跳了整整三天三夜，沉浸于欢乐中，充满幸福默默地歌唱吼叫，从内心里吼叫，哭泣，尤其是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会面时，我口头上给你讲的会比这里写的更多。我将在逾越节期间把其他小说读完，因为我喜欢你所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在小说中，主人公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国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位比较文学巨匠（大概是瑞士的埃米尔·斯泰格）的一篇文章，按照他的观点，20世纪上半期中欧三位最为重要的作家是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和施·约·阿格农。文章发表在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几年。我非常激动，便从阅览室里把杂志偷了出来（那时候大学里还不能复印），急急忙忙揣着它来到塔拉皮尤特，让阿格农高高兴兴地阅读。他委实非常高兴，站在自家门阶上，狼吞虎咽地一口气把通篇文章读完，才让我进门，重新读了一遍又一遍，大概还舔舔嘴唇，之后用那种有时用来看我的目光看着我，天真地问：“你也觉得托马斯·曼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吗？”

一天夜里，我错过了从雷霍沃特开往基布兹胡尔达的末班车，不得不坐出租车。电台里一整天都在谈论阿格农和诗人奈利·萨克斯并列获得诺贝尔奖，出租车司机问我是不是听过有个作家叫作，叫什么，伊格农来着。“你看看这叫什么事，”他惊愕地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突然一下子带我们打进世界决赛。遗憾的是，他最后和一个女人打了个平手。”

有那么几年，我努力从阿格农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挣扎着把我的创作和他的影响，他那密集、装饰性的、有时平庸的语言，他有节奏的韵律，某种密德拉西式的自鸣得意，铿锵作响的意第绪语格调，哈西德传说那生动有趣的轻柔之音，拉开距离。我努力摆脱他的影响，摆脱他的讽刺与睿智，他巴罗克式的象征主义，他神秘迷宫般的游戏，他的双重语义，以及他复杂而渊博的技巧。

尽管我为摆脱他的影响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我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无疑仍在我的创作中回响。

我从他那里真正学到了什么？

也许是：不止投下一个影子，不从蛋糕里挑拣葡萄干，克制自己，不断磨砺。还有一件事，我奶奶常用比我所发现的阿格农表达法还要尖锐的方式说：“要是你已经哭得再没有眼泪，那么就不要哭，放声笑吧。”

注　《塔木德》，约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继《旧约》后又一部重要的犹太文化经典、口传律法汇编，包括《密西拿》和《革马拉》两部分。

注　喀巴拉，犹太教神秘主义学派，约在公元12世纪于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确立，后逐渐发展，16世纪在以色列土地上的萨法德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注　以赛亚·霍洛维茨（约1555—1630），生于布拉格，卒于萨法德。《塔木德》和喀巴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