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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我的书：

“你就你作品写给我的话，使我想起已经谢世的令堂。记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从令尊那里拿了一本书给我。你大概和她一同前来。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多日在我眼前挥之不去。阿格农谨上。”

我爸爸按照阿格农的要求，在他撰写《包罗万象的城市》时，把波兰文百科全书中《布克扎克兹》一文翻译过来。他把阿格农界定为“大流散作家”时，会扭动双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说，缺乏悲剧深度，甚至没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连珠妙语和嘲笑挖苦，即便他时而有些优美的描绘，但并不就此辍笔休憩，非得将其淹没在冗长的插科打诨和加利西亚人的机智中不可。在我看来，爸爸把阿格农的小说视为意第绪语文学的一部分。他并不喜欢意第绪语文学。他具备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义、任何披上朦胧的浪漫主义或者神秘主义外衣的东西以及蓄意令感觉混乱并剥夺知性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品味才发生变化。应该承认，就像我奶奶施罗密特的死亡证明将一个死于洁癖的人记载为死于心脏病，我爸爸的简历上因而只声明他最后致力于研究佩雷茨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这些是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讲过真实情况。他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母亲的死。一个字也没谈过。我也没有让他好过，我从来不想发起可能会导致终极启示问题的谈话。倘若我开始在此写下我们——爸爸和我——没有谈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够填满两本书。爸爸留给我许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

“那个人见多识广。”

有一次她说：

“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

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话不多。

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

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

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亲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读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

“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领无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斥责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17世纪《塔木德》注学者和喀巴拉注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注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了，显然是在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所为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