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第4/17页）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跟五年级的打？”

“忘了，好像是为了争躲避球吧？”

“你不知道他个子比你大吗？”

“晓得，但没办法，”他说，“我不喜欢比我小的对手，我喜欢跟高手较量——我这辈子就喜欢和高手较量。”

当年那个孩子，后来成了一个导演，叫黄以功。

“小学四年级，老师姓李。”他记得很清楚，“师范刚毕业，长得小巧玲珑、干净清爽，我真喜欢她，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爱的教育，她叫我做级长，我后来一直做级长，做到中学毕业——包括中学留级的第七年。”

“功课像你这样‘不怎么样’的人，还能做级长吗？”

“也许我表达能力好，也许我美术特别好，也许我扫地比别人主动……不晓得——说来好玩，我太喜欢那李老师了，所以以后我喜欢的女孩子也是那一型的，小巧、清爽……”

“嗒嘀嗒——嘀嗒——嘀嗒……”

凄厉的喇叭声，又有人死了。

在极乐殡仪馆旁边，那小男孩漠然地听着送葬的音乐。又过了一会儿，他用同样漠然的眼睛扫了一眼天上的黑烟，那是从火葬场升起的。

而他的家，刚好搭在殡仪馆和火葬场之间。

“生死，我看多了，没什么！”许多年以后，他仍然如此淡淡地一挥手。

那个家，只有两个榻榻米大，却住着他的父母和他。

家徒四壁，里面却塞满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一些飘飘忽忽的回忆，赴台时未能带出来的三个姐姐，死在路上的弟弟，故乡……塞得人心头满满的。

有一天，父母意外地给了他一个特别丰富的便当，里面有蛋有肉，另外还给他五块钱，那一天，他们也对他特别慈爱，他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那年头的五元比现在的两百元还多吧？

而那一天，那对贫穷夫妻走到华山火车站，准备自杀，因为日子实在是穷得一筹莫展了。所能留给儿子的遗产只是一个便当和五块钱。

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了，把他们说服了。他们回家，父亲去给人家打工，母亲去给人家洗衣，心里却有个磨盘式的念头：

“黄家就这一个孩子了，黄家要有人念书。”

他在家门口挖洞，挖好了打了些井水灌了进去，上面还加个破玻璃罩。然后，他把捉来的泥鳅小鱼放进去，水要干了，他就再加。“我不管在哪里都喜欢搞点这种事情。”

他做的那种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叫“庭园设计”，不过，等他长大以后，倒没有挖过池子，他挖了不少美，不少概念，而且，不管周围环境有多倒霉，他总能负责地弄好一个漂亮的小局面。

村子那一带原来叫三板桥，后来，住进了许多山东人和江苏人，就叫山东村，里面只有一口井，大家横七错八地搭些破房子勉强住着。

那种可口可乐的铝罐子，两个可以卖一毛钱，村子里的孩子一有空就去捡。当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人喝那玩意儿，他们是去美侨村捡的。

比捡罐子更赚钱的是去拉车，一次可以赚个两三块钱。

“车子是村子里的叔叔伯伯的，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拉了就跑，有的看见我们是小孩，不让我们拉。也有些要到近处去的，就让我们拉了。有时候把车胎拉破了，就偷偷去补好——奇怪，那村子里的小孩不做坏事，也不打架，要是弄到钱呢，就存起来。那时候，大家想疯了的是一把口琴。”

村子口上又拉起棚来，小孩全都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晚上要演歌仔戏了！

“《路遥知马力》。”

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些吸引人的戏目，闪红亮绿的衣服，舞台上逼人的灯光，以及沸沸腾腾的观众……

“歌仔戏谈不上体系，如果十八个人在台上，就有十八套表演办法，而且你到后台一看，嚼槟榔的嚼槟榔，吐痰的吐痰，撒尿的撒尿，打架的打架，还有打小孩的、奶娃娃的。然后，锣一响，往前台一冲，戏就又演下去了，真看得人目瞪口呆，那些年，在三板桥真不知看了多少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