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团圆》到《性政治》(第2/4页)
群体的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对自己和对同伴的鄙视,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对女性卑下的观点的反复宣扬,无论这宣扬是多么含蓄,最后,女性对此也信以为真。
公众舆论认为两者(黑人和妇女)具有相同的特性:智力低下、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和孩童般的情感、想象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听从命运的安排、精于欺骗、掩饰情感等。这两个群体都被迫采取相同的迁就策略:为了取悦他人而采取讨好的或祈求的举止、研究主人集团易受影响和腐化的倾向、装出无助的样子。
一边是出身良好阶级,家道中落,才华横溢,一边是要和所有女性一样,从小在生活中接受贬低女性的教化和洗脑。张爱玲的恃才傲物和被潜移默化熏陶出来的自我厌弃造成了她矛盾的个性,这一直贯穿在她整个一生的作品之中,假如她出身底层,也许她会由于出身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而缺少反抗意识。但是她偏偏出身上流社会,有母亲和姑姑的影响,自身具有洞若明火的观察力,敏感脆弱而又坚定有主见,这一切也造成了她个性中自我的冲突和骨子里的无法妥协。在《小团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孩是怎样被这种种微妙的蔑视所包围和暗示的,张爱玲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她描述出了蔑视,而是描述出了这种“微妙”。她所在的阶层,和底层人民的表达是不一样的,男人们被要求是知书达理有教养的。女人之间也不会公开地互相憎恶,但是这种微妙却往往是让人更压抑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想反抗它,你首先必须证明它存在,但是如果你试图去证明它存在,又会马上被扣上小题大做、无理取闹的罪名。如果你是一个大家闺秀,那更要注意姿态,不能撒泼打滚地对抗。这种上流社会女性生活中的微妙境地,也只有她观察到并且勇敢地写了出来。《小团圆》出版后,大家的焦点总是集中在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恨纠葛。其实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远远要比男女之间的感情复杂得多,层次也丰富得多。如果从“性政治”的这个角度来说,胡兰成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政客。比如初见面,他一方面承认张爱玲的才华,夸赞她“惊为天人”,一面又不断暗示她的外貌是不讨男人喜欢的,不是有魅力的女性,那一句著名的“你怎么可以这么高?”一出手杀招老辣,直接打击了她对自己容貌的自信心。有人说这是胡兰成的一种坦白,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政客”的狡猾,他总是和张爱玲描述小康,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在暗示她,男人喜欢的是米丽特所提到的“那种智力低下、孩童般的、本能的、安于现状的女人”。我想胡兰成也不一定是故意要这么做,只是真正的高手,出招的时候是无意识的。这种招数对于现在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现代女性未必全然起作用。但是在民国时期,一个在男权家族文化里浸淫的年轻姑娘对此种暗示会深感惭愧,从意识深处觉得自己仿佛是不配被爱一样,她的才华,虽然被对方欣赏和认可,但却是作为女人的“无德”,是她的缺陷,她如果想得到这个男人的爱,智力低下是没办法去伪装了,但至少她可以证明,我也能够和其他女人一样为你做低服小,低到尘埃里。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女人做低服小就是本分。像张爱玲那样的女人,她不去顺应这种做低服小的模式,还有别的出路吗?她甚至只能比别人低到更低,来换取男人的心理平衡,才能弥补自己有才华这个“缺陷”。
张爱玲是何等聪慧的人物,她后来其实是看明白了这性政治中种种的技巧和微妙的把戏。但是这微妙是让人百口莫辩的东西,明白了也是无计可施。所以在男主角很多滔滔不绝的时刻,女主角也只能选择不做回应。张爱玲说她“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而是要描写“爱情里的百转千回”。我理解的这个“百转千回”,指的是两性之间自然单纯的灵肉爱欲,同时又夹杂着社会性的“性政治”因素,两者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成年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可惜很多人,甚至那些热爱张爱玲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这句话,也无法理解这是她作为一个好作家在写作上的自觉,可以让她跳出自己的小我世界看待过去的恋情,她毫不留情地分析自己,分析别人,并不是由于对某个人的耿耿于怀。她的读者也不相信写作本身可以带给写作者的解脱和力量大于爱情的力量,大家都看低了她。我想这个世界上最郁闷的事情,也许就是全世界都认定了你是某个男人的弃妇,哀怨终身。我看如果张爱玲真的有咽不下的一口气,倒不是跟胡兰成,而是跟这满世界对她的误读,一厢情愿地一口咬定她的痴情,除非她能再找个男人给大家秀幸福才能摆脱这种误读。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再祭出一段幸福婚姻,才能摆脱大家对一个弃妇的同情,只有用“男人”才能证明你已经平静并解脱,可她偏偏又没有这样的证据,于是成了你写了是泄愤,不写是耿耿于怀,骂了是因爱生恨,不骂是无法忘情。当那些所谓懂你的人特别认准了要这么往死里怜悯你同情你的时候,这种事,基本上也真是没有办法,辩无可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