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和吉罗迪亚先生 （1967）（第4/5页）

临时版权规定进口到美国的书不能超过一千五百册，吉罗迪亚先生相当反感我盯着他快乐的跨大西洋交易。比如说，我知道他出版的《洛丽塔》卖十二美元，在纽约售价则更高。他让我相信，差价落入了零售商的口袋。1957年11月30日，吉罗迪亚先生用一种柔和的心情写道：“我承认，在我们的交往中，好几次我有过错……”他还说，他不再对美国版“要求更大的份额”，他掩盖了他“另外的计划”，出他自己的“美国版”——一个愚蠢的威胁，如果付诸实施就会导致他的失败。但到了1957年12月16日，他再次胡闹：那天，我惊讶地从我的经纪人那儿得知，吉罗迪亚先生宣称他在美国三个月内（4月到6月）只卖出八本书，但既然我认为他的售价比财务说明上的价格要高，他要支付差价，寄给我一张五十美分的支票。他加上一句，他认为我们之间所有的分歧都解决了！

要继续列举他如何拖延或不完整说明财务状况，将是十分冗长和乏味的，这是吉罗迪亚先生随后几年的常态，他还未经我的同意，在巴黎出版了他自己写序（用极其糟糕的英语）的《洛丽塔》重印本——他知道我是不会同意的。让我始终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感到遗憾的不是“即将到来的成功的梦想”，不是我“怨恨”他“偷走了纳博科夫的一部分财产”，而是不得不忍受这个人的狡诈、推诿、拖延、逃避、欺骗以及极端的不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5月28日，在坐船去欧洲之前，我离开那儿恰好十九年了，我写信给埃尔加夫人说，在我为法文版《洛丽塔》去巴黎时，不希望见到吉罗迪亚先生。现在根据他发表在《常青评论》上的文章，他暴露出来的人品比他在书信中显现出来的更糟糕。我怀疑，他文章中那种粗鲁很大程度上是他太依赖新闻风格，也许让人想到法国人那种轻浮而可悲地缺乏英语的准确性。另外，我在这儿不想谈论他对我妻子所作的无礼和庸俗的议论（如他愚蠢地暗示1959年7月6日《生活国际》上某篇署名“ED”的社论是她写的）。

让我再重复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吉罗迪亚先生。他被形容为“迷人的”、“潇洒的”及“散发着法国人的魅力”；当我要想象他实际什么模样时（他的德行我知道得够清楚的了），那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依据了。然而，在我们开始通信五六年后，他突然在《花花公子》上写文章（《奥林匹斯山上的色情学家》，1961年4月号）宣称，我们实际上是1959年10月23日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尽管我告诫过经纪人不想见到他。他提供的细节是如此荒唐，我觉得有必要让他说清楚，因而在1961年7月的《花花公子》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没有如我期待的那样长久保持沉默，吉罗迪亚先生在经过四年对我小小的注解和他的虚构的过去沉思默想之后，现在又在《常青评论》上抛出这一事件的新版。两个版本之间的不一致是学者称作“衰落”的伪作的特点。在《花花公子》的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的经典描述：当吉罗迪亚先生“在人海（‘人海’是个出色的意象）中慢慢走向作者”时，“伽利玛家族成员”看上去“惊骇不已”。在《常青评论》的文章中，没有伽利玛，取而代之的是莫尼克·格拉伊“在一个角落笑得直不起腰”，另一位女士，杜西亚·埃尔加“躲在角落”（即另一个角落），难以置信地“被一块蛋白杏仁饼干噎住”。在《花花公子》文章中，埃尔加夫人被称作纳博科夫的“文学经纪人和有耐心的支持者”。在《常青评论》文本中，她成了吉罗迪亚先生的“亲爱、痛苦、可怕的朋友”。在《花花公子》上，他和我“并非不友好”地交谈了几句。在《常青评论》上，这次伟大的会面没有话语：我保持一种“空洞的笑容”，很快转身跟一个捷克记者（人们想要从我们的记录者那儿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不速之客的情况）“热烈地”交谈起来。最后，相当令人失望的是，《花花公子》上关于我行走的古怪方式的文字：“以海豚般的潇洒自如突然后退或侧行”，被代之以“马戏团海豹的轻松自如”；而吉罗迪亚先生“走向吧台，喝上一杯”（《花花公子》直白的描写），或者“灌下几杯香槟酒”（《常青评论》华丽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