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广播” （1971—1972）（第3/4页）

我是《新大陆》上许多关于蝴蝶品种和分支说明文字的作者和修订者。在这个领域，作者的名字以罗马字体附在他给这种蝴蝶取的名字（斜体）后面。几种蝴蝶和一种蛾子以我的名字命名，在此情况下，我的名字包括在对那种蝴蝶的说明文字之内，成了“纳博科维”（nabokovi），接着便是说明文字的作者的姓名。在南美，也有一种蝴蝶名为“纳博科维娅”（nabokovia）。我所有在美国的收藏品给了纽约、波士顿和伊萨卡的博物馆。我最近十年主要在瑞士和意大利收藏的蝴蝶还没有做成标本。它们仍然用纸包着，放在小号釉面信封内，这些信封存放在锡盒子里。最终，它们会被摊放在湿毛巾上，随后用大头针钉住，再把翅膀张开来，放在背景板上吹干，最后加上标签，摆在陈列柜的玻璃抽屉内，我希望它们被美丽的洛桑昆虫学博物馆收藏。

家庭

我总是什么书都读，现在也像我小时候一样，想到夜晚灯光照在床头的书堆上，这情景就是期待中的享受和整个白天的指路明灯。另外的乐趣便是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偶尔喝一杯红酒或来一罐啤酒、在草地上晒太阳、构思棋题。在家庭生活平静如水的漫长岁月——几乎有半个世纪了——中，偶尔也会有环境带来的困扰及对生活状态的厌倦。我的大部分作品献给了我的妻子，她的形象经常以某种神秘的手段被复制，像是我作品的内在镜像。

我们于1925年4月在柏林结婚，那时，我正在创作我的第一部俄语小说。我们生活贫困，她的父亲被毁了，我孀居的母亲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我妻子和我租住在西柏林的一套阴暗的房子里，那儿还住着一些德国军人的家属。我教网球和英语。九年后的1934年，在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我们唯一的儿子诞生了。30年代后期，我们移居法国。我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我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朗读拥有许多听众，但我的欧洲时期临近尾声：1940年5月，我们前往美国。

名声

苏联政客对冲着他们鼓掌的观众鼓掌时有一种相当滑稽而迂腐的模样。如果我对你的恭维回应说，我拥有任何作者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读者，希望我不至于背上轻浮自负的指责。我视自己为在俄国受哺育、在英国受教育、受西欧文化洗礼的美国作家；我意识到这种混杂性，但即使最透明的李子布丁也难于对它自己的成分分类，尤其是微暗的火仍然在它的周围闪烁。美国的费尔德、阿佩尔、普罗弗和其他许多人，德国的齐默，还有维维安·达克布鲁姆(2)（剑桥的一株羞涩的紫罗兰），他们的博学给了我灵感，让我受益匪浅。关于我的勇敢的俄国读者，我有许多话要说，但除了一种责任感阻止我去说，还有许多情感因素，而说到情感，我仍然无法用任何一种理性方式来处理。

瑞士

细致的邮政服务。没有烦人的示威游行，没有居心不良的罢工。阿尔卑斯山的蝴蝶。美妙的落日——恰好在我的窗户的西边，湖水波光闪闪，宛若夕阳的碎片！在迷人的景色中，落日像是隐喻，给人一份惊喜。

一切都是虚幻

此话是一种诡辩，因为，如果此话为真，它本身就是“虚幻”，如果此话不真，那么说“一切”就错了。你认为这像是我的格言。我奇怪，我的小说中是否真的有如此多的厄运和“挫折”？亨伯特受挫，那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另外一些坏蛋也受挫；我小说中的警察国家遭到了可怕的挫败；但我喜欢的人物，那些出色的人物——在《天赋》、《斩首之邀》、《爱达》、《荣耀》等作品中——最终是胜利者。实际上，我相信，有朝一日会重新鉴定并宣告：我并非一只轻浮的火鸟，而是一位固执的道德家，抨击罪恶，谴责愚蠢，嘲笑庸俗和残忍——崇尚温柔、才华和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