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广播” （1971—1972）（第2/4页）

家谱

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个自由派政治家，第一届俄国国会议员，帝国困难时期的司法部部长。他生于1870年，1919年流亡，三年后在柏林被两个法西斯暴徒刺杀，当时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米留可夫教授。

纳博科夫家族的地产位于圣彼得堡地区，与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的地产毗邻。我母亲海伦（1876—1939）是乡绅和慈善家鲁卡维什尼科夫的女儿。

我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1827—1904）在两位沙皇治下当了八年（1878—1885）的司法大臣。

我祖母的父系祖先，冯·科夫家族可追溯到14世纪，而在其母系方面，冯·蒂森豪森也有着古老的家世，其祖先之一是利弗兰的恩格尔布雷希特·冯·蒂森豪森，曾在一千二百年前后参加过第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我的另一位直系祖先是肯·格兰地·戴拉·斯加拉，维罗纳王子，曾庇护过流放中的但丁，他的纹章（两条大狗持着一架梯子）为薄伽丘的《十日谈》增加了光彩。戴拉·斯加拉的孙女贝阿特丽斯1370年嫁给了威廉·康特·欧庭，他是西里西亚公爵，胖子波尔科第三的孙子。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冯·瓦尔德保，之后，有了三位瓦尔德保、一位克特里兹、两位波伦泽、十位奥斯登－萨根。威谦·卡尔·冯·科夫和艾伦诺·冯·德尔·奥斯登－萨根生了我祖母的祖父尼古拉，他在1812年6月12日的战斗中丧生。他的妻子，我祖母的祖母安托瓦内特·格劳恩，是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1701—1759）的孙女。

柏林

我的第一部俄语小说是1924年在柏林写的，这就是《玛丽》，俄语版为《玛申卡》。我的作品中第一部有译本的是《玛申卡》的德译本，名为Sie kommt-kommt Sie?, 1928年由乌尔斯坦因公司出版。我后来的七部小说也都写于柏林，它们多少都以柏林作为背景。正是德国为我所有八部写于柏林的小说作出了贡献。当我1921年从英国移居德国时，我才略懂德语，那是1910年冬天我刚到柏林时学的，我和我的哥哥及一位俄国家庭教师一起去柏林，让一个美国牙医给我们治牙。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几年里，我通过阅读俄国文学（那是我的主课）来巩固我的俄语，另外就是大量地写俄语诗。搬到柏林时，我很担心因学讲流利的德语而疏远了我那宝贵的俄语。语言保护的工作并不太难，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侨民的圈子里，只能读到俄语的报纸、期刊和书籍。我唯一同本地语言的接触就是同一个又一个房东的交谈，以及日常必需的购物。我现在后悔没学好德语，这是一种文化角度的后悔。在文化层面上，我所做的只是在年轻时为一个俄国女低音歌手译过海涅的诗歌，那位女低音歌手觉得音乐性的重元音与她饱满的嗓音吻合，所以我就将德语Ich grolle nicht（我不低声说）译成Net, zloby net，而没有采用不适宜歌唱的老译法：Ya ne serzhus。后来，我读了歌德和卡夫卡的作品，也读荷马和贺拉斯。当然，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借助词典，读了许多德文的写蝴蝶的书。

美国

我在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儿我写了所有的英文小说。从幼儿阶段起，我说英语就和说俄语一样容易。在欧洲时，30年代除了翻译我的两本俄语作品，我还写了一部英语小说。语言虽然也许算不上情绪饱满，但转换却是经过推敲的。而作为艰辛经历的回报，我在美国创作的几首俄语诗歌，比在欧洲期间写的诗歌要好得多。

蝴蝶

我在鳞翅目昆虫学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只是在40年代的七八年的时间内，主要在哈佛大学做的，那时，我是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学专业的研究员。这包括一些管理方面的事情，但我的主要工作是依据雄性的生殖结构，对某种蓝色小蝴蝶进行分类。这些研究需要经常使用显微镜，而且每天六小时从事这项研究，我的视力受到了永久性伤害；但另一方面，在哈佛大学博物馆工作的几年仍然是成年后我生活中最快乐、最令人兴奋的岁月。夏天，我妻子和我常去落基山捉蝴蝶。在最近的十五年里，我在北美和欧洲收集蝴蝶，但没有发表任何有关蝴蝶的学术论文，因为写新的小说和翻译旧作花去了我太多的时间：比起日夜撕扯我的文学的鹰爪，一只雄性蝴蝶的小爪算不了什么。我在蒙特勒拥有的关于蝴蝶的图书实际上还没有我童年时期这方面的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