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 （1967）（第5/6页）

您不是写过论乔伊斯的书吗？

我论述的不仅是他。我想要做的是发表一组文章，每篇文章二十页左右，论述几部作品——《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堂吉诃德》，等等——都基于我在康奈尔和哈佛大学的讲稿。我乐于记得，面对纪念堂里的六百个学生，我将《堂吉诃德》这本残酷和粗俗的老书批得体无完肤，这让我的几个保守的同事感到震惊和难堪。

其他的影响呢？普希金？

有点影响，但并不比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所受普希金艺术的高傲和纯粹的影响更多。

果戈理呢？

我小心翼翼地不去学他。作为一个说教者，他是不可信和危险的。就他的缺点来说，如他的乌克兰题材小说所表现的，他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作家；而就他的优点来说，他是无与伦比和不可仿效的。

其他作家呢？

威尔斯是个大艺术家，他是我童年时期最喜欢的作家。《热诚的朋友》、《安·维罗尼卡》、《时间机器》、《盲人国》，所有这些小说都要比贝内特或康拉德的作品好得多，实际上，要比威尔斯同时代的任何作家的作品好得多。自然，他的社会学层面的思考可以略而不论，但他小说中的传奇和幻想是高超的。有一次，我们在圣彼得堡的住宅内用晚餐，他的译者季娜伊达·温格洛夫晃着头告诉威尔斯：“要知道，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失去的世界》(13)。”我父亲很快地说：“她是指火星人失去的那场战争。”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您在康奈尔从学生那儿学到什么吗？任教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吗？教学对您有什么教益吗？

我的教学方法妨碍了与学生真正的接触。他们至多在考试中对我的思想有所反馈。我讲的每堂课，都细心地、充满感情地写出讲稿，并打印出来。我在课堂上不慌不忙地读着讲稿，有时停下来重写一个句子，有时重复一段话——重复有助于记忆，但在写下来时却很少引起手腕的节奏变化。我欢迎听众中有几个速记能手，希望他们能与速记水平较差的同学交流信息。我曾试过在学院电台播放录音来取代在讲台前讲课，但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很欣赏在讲课中，大厅的这个或那个角落传来赞同的咯咯笑声。最好的酬报来自我教过的学生，他们十几年以后写信给我，说他们现在理解了我要他们理解的东西：我让他们想象爱玛·包法利的被误译的发型，或萨姆沙所住公寓的房间布局，或《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处同性恋描写。我不知道是否从教学中学到了什么，但我知道，通过分析十几部小说，我为学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有趣的资料。我的薪水，正如你碰巧知道的，并不是很高的。

您能说一下您夫人跟您的合作吗？

她是我的顾问和法官，20年代初期就过问我的第一部小说的写作。我的所有短篇和长篇小说，我都至少对她读两遍。她打字的时候要重读这些作品，清样出来后要进行校对，还检查好几种语言的译文。1950年的一天，在纽约的伊萨卡，我因技术上的困难和疑虑而苦恼，正要把《洛丽塔》的头几章投入花园里的垃圾焚化炉，她及时阻止我，劝我别放弃，要我再想想。

您和您作品的翻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我妻子和我掌握或能读的语言——英语、俄语、法语，某种程度上包括德语和意大利语——来说，我们会严格检查译文的每一个句子。在译成日语或土耳其语的情况下，我竭力不去想象可能发生在每一页上的那些灾难。

新的写作计划是什么呢？

我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但我不能说。我酝酿已久的另一个计划是出版我为库布里克写的《洛丽塔》电影剧本的全本。虽然他的电影借用了我的剧本，并足以证明我是剧本作者的合法地位，但这部电影只是我想象的非凡画面的模糊而又短促的一瞥，这幅画面是我在洛杉矶度假别墅工作了六个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写下来的。我并不想暗示库布里克的电影是平庸之作；这部电影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流的，但电影和我的剧本并不同。电影经常将poshlost强加给小说，在它扭曲的镜头中对小说进行曲解和粗俗化。我想，库布里克在他的电影中避免了这种缺陷，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跟随我的方向和梦想。这很遗憾；但至少我可以让人们完整地读到我的《洛丽塔》电影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