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研究》 （1967）（第2/14页）

我对团体的厌恶一定程度上出于性格因素，而不是知识和思想的产物。我生来如此，一生中本能地鄙视意识形态权威。顺便说一下，那些“历史实例”并不如你想要表明的那么轮廓鲜明和显而易见。果戈理神秘的教导主义或托尔斯泰功利的道德主义，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动的新闻主义，都是他们自己制造的糟糕玩意，从长远来看，没有人会把它们真正当回事。

您能谈一下围绕《天赋》中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所产生的争论吗？您之前作过简短的说明，但既然它在30年代遭到压制表明了如此卓越的一种反讽，也似乎证实了正需要这样一种戏仿。我认为，您的读者会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因为这些情况鲜为人知，如侨民社区、他们的杂志，还有知识分子在这些社区中的作用。如果您愿意叙述一下作家同这一侨民世界的关系，请吧。

关于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记，任何所能说并有益的都在《天赋》中由孔切耶夫说了。我所能补充的是，为收集材料写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章，我投入的诚实的劳动与我在《微暗的火》中写谢德的诗所投入的一样多。至于说到那一章遭到《当代年鉴》编辑的压制，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与他们那种非凡的开阔胸襟极不吻合，因为一般来说，接受或拒绝一部文学作品，引导他们作出决定的只是艺术标准。至于你的问题的后半部分，修订过的《说吧，记忆》第十四章能提供补充信息。

您对俄国反乌托邦传统（如果能这么命名的话）持什么观点？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从奥多耶夫斯基的《最后一个自杀》和《俄罗斯之夜》中的《无名之城》到勃留索夫的《南十字星共和国》和扎米亚京的《我们》。

我对这些作品不感兴趣。

《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被认为是嘲笑反乌托邦小说的，这么说恰当吗？因为《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的意识形态中心被去除了——极权国家成为一种思想囚禁的极端和怪诞的隐喻，这样，就使意识，而不是政治成为这些小说的主题。

是的，也许。

说起意识形态，您经常对弗洛伊德表示敌意，尤其是在您的翻译小说的序言中。有些读者想要知道，弗洛伊德的什么著作或理论得罪了您以及为什么。《洛丽塔》和《微暗的火》中的戏仿表明，您对这位好大夫的了解程度超过了您公开承认的。对此您愿意谈一下吗？

哦，我不想再来讨论这个有趣的人物。我已经在小说和《说吧，记忆》中表达了我的看法，除此之外，他不值得我给予更多的关注。让轻信和平庸的人继续去相信，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可以通过古希腊神话的日常运用而得到解决。我真的不在乎。

您对弗洛伊德的“标准化的象征”的蔑视延伸到许多其他的理论假定。您是否认为文学批评根本就是有目的的，如果是这样，您倾向于何种批评？《微暗的火》清楚表明了您认为哪种批评充其量只是胡言乱语。

我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批评家的劝告如下。学会识别平庸。记住庸才以“观念”为乐。留意时尚的信息。如果你发现的象征不是你自己的脚印就自问一下。忽略寓意。无论如何将“怎样”置于“什么”之上，但别将“怎样”与“那又怎样”混淆起来。信任你的汗毛的突然竖起。在这一点上别把弗洛伊德掺和进来。其他的一切取决于个人天分。

作为一个作家，您觉得批评——并不专门指对您作品的评论，而是指一般的批评——有启发性吗？从您自己的经历来说，您是否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会彼此滋养？因为今天的许多作家除了校园生活，对其他一无所知，所以我对您这方面的感觉很感兴趣。您是否认为您自己在美国的事业根本上是因您属于学术界而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