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 （1964）（第4/11页）

我想，主要的理由，即个人经历方面的理由是，没有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满足。我从不设法让生活吻合我的记忆——因而，我为什么要麻烦地去追求没有希望的类似物呢？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如推动力的问题，推动力的习惯。我如此愤愤不平，竭力将自己从俄国放逐出来，从此，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滚动。是的，我打滚，我活着，想要得到那诱人的果实：一个“正教授”。但在内心，我始终是一个卑微的“客座讲师”。有时，我对自己说：“嗨，这可是一个安家落户的好地方。”但我会马上听到内心传来雪崩的轰响：一旦我栖身于地球一个特定的角落，我就会毁掉远方数以百计的所在。结果，我就不太关心家具什么的：桌子、椅子、灯具、地毯这类东西——也许因为在我富有的童年，我被告知要蔑视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依恋，这就是为什么当革命剥夺这种财富时，我并不感到遗憾和痛苦。

您在俄国生活了二十年，在西欧二十年，又在美国二十年。但1960年，在《洛丽塔》成功之后，您移居法国和瑞士，此后不再回美国。这是否意味着，尽管您自认是个美国作家，但您认为您的美国阶段结束了？

我住在瑞士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即家庭原因，也有某种职业方面的考虑，如为一本专著做专项研究。我希望不久就返回美国——回到图书馆的书堆中和山间小路上。理想的安排将是：位于纽约的一套绝对安静的顶层公寓——没有人在上面走动，听不到任何软绵绵的音乐——以及在纽约西南角有一座平房。有时，我想这会很有意思：再进一所大学，在那儿居住和写作，但不讲课，或至少不是定期讲课。

同时，您仍然过隐居生活，据说就在旅馆的套间里坐着。您怎样打发时间？

我大约七点钟醒来，我的闹钟是一只阿尔卑斯山红嘴山鸦——硕大、光滑、乌黑，有着黄色的大喙——它来阳台造访，发出最悦耳的咯咯声。我在床上躺一会，在脑子里修订或计划什么事情。八点左右，我刮脸、用早餐、沉思、洗澡——按部就班。随后，我在书房工作到中午，抽空和我妻子沿湖边溜达一会。几乎所有俄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在闲聊中都曾被提及。茹科夫斯基(4)、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追求打扫卫生的客房女佣以致损害了健康——还有许多俄国诗人。但那时，也谈论了很多有关尼斯和罗马的事。我们下午一点用午餐，一点半我回到书桌，并持续工作到六点半。随后去报摊买几份英文报纸，七点用晚餐。晚上不工作。九点左右上床。我看报到十一点半，和失眠较量到午夜一点。一个星期我有两次会做一个长长的噩梦，先前梦中曾出现的不速之客，会在多少有些重复的环境中露面——破碎印象如万花筒般的排列，白天思绪的断片，不负责任的机械意象，完全缺乏任何弗洛伊德理论运用和阐释的可能性，但很像人闭上困倦的眼睛，通常会在内眼睑的屏幕上看到变化着的形象。

有趣的是：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从未想到这么简单和绝对令人满意的释梦。您站着写作，用手写而不是用打字机，这是真的吗？

是的。我从来没有学会打字。我通常在书房一张可爱的老式讲台前开始一天的写作。后来当我感到地球引力在蚕食我的小腿时，我就在一张普通的写字台旁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最后，当地球引力开始爬上我的脊椎时，我就在书房角落的长沙发上躺下来。这是我愉快的日常工作。但在我年轻时，二十或三十岁时，我经常整天待在床上，边抽烟边写作。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躺着著文，站着写诗，坐着作注，不断地替换修饰词，糟蹋头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