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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我的意见不一样，”他礼貌地对皮尔逊说，“我还是认为这个组织是良性的。”

年长的病理科医生默默地站在那里，思考着自己和年轻医生的诊断结果。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你会同意这个病例有怀疑的余地，两者都有可能。”

“是的，都有可能。”科尔曼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总是有怀疑的余地。病理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用来证明你的对错。有时候所有你能提供的就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评估，有时候那也可以被称作有依据的猜想。他能理解皮尔逊的犹豫，老人家不得不承担做出最后诊断的责任。但是，做出类似的决定是一个病理科医生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科尔曼接着说：“如果你是对的，它是骨肉瘤，那自然就要截肢了。”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道，却不是针对科尔曼。科尔曼感觉到，虽然在这个科室里，别的事情看上去都马马虎虎的，皮尔逊终归还是一个有经验的病理科医生，不会对这种诚实的意见分歧有什么想法。此外，两人都知道两个诊断的依据都不够充分。现在皮尔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转过身来狠狠地说道：“这些见鬼的非典型病例，一冒出来就烦死人了，你还不得不做个诊断，可是你自己就知道没准你是错的。”

科尔曼平静地说：“病理科，大多数时候不是都这样吗？”

“但是，还有谁知道这一点？这才是重点！”年轻人的话仿佛触及了他的痛处，他愤然回应道，几乎有些怒不可遏。“老百姓不知道，他们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靠谱的了！他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病理科医生，就是个穿白大褂的科学家，他走到一台显微镜前，瞄一眼就说出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这样就可以了。人们以为你一看这里，”他指了指他们刚刚在看的显微镜，“就跟看墙上的砖头一样，什么都清楚了。他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离‘清楚’还有十万八千里。”

戴维·科尔曼以前也时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不会那么强烈地表达出来。他想，老人家估计是心里憋了很久了才突然爆发出来的。毕竟，这些话只有病理科医生才能真的听明白。他委婉地插话道：“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对的，是吧？”

“好吧，即使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对的，”皮尔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一边说话，一边踱到科尔曼面前，“但是那些我们不对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病例，嗯？如果我说是恶性的，露西·格兰杰就没有选择，只能安排截肢手术。如果我是错的，一个19岁的女孩子的一条腿就平白无故地给截掉了。如果真的是恶性的，不截肢，她可能活不过两年。”他顿了顿，然后愤愤地说道：“也许截肢了也是死，截肢也不见得一定能救命。”

对一个具体的病患投入了那么深切的感情，皮尔逊的这一面是科尔曼始料未及的。当然这没有什么坏处。在病理科，如果能时刻提醒自己不仅仅是在处理一小块人体组织也是件好事。提醒自己每一个诊断都性命攸关，关系着病人病情的好坏。记住这个事实能让你时刻保持警醒和谨慎，同时也让你明白不要让私人感情影响诊断。科尔曼虽然还年轻，却已经体味过皮尔逊经历过的这种迟疑。他习惯什么话都闷在心里，但不说出口并不表示他就好受一些。他说：“如果是恶性的，就要抓紧了。”

“我知道。”皮尔逊再次陷入沉思。

“我建议我们查一下过去的病例，”科尔曼说，“有类似症状的病例吗？”

老头子摇了摇头。“不行，没有那么多时间。”

谨慎起见，科尔曼坚持说，“如果我们查一下分类索引，很快就能……”他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