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第2/22页）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伙食蚯蚓”事件爆发，这件事也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别嫌烦，圭吾对小学伙食的怨念实在太深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册上全是三分，而在那个时代全是五分才是优秀生。大姐和二姐总能得到优秀生的奖章，所以学校的老师也对东野家的老三十分看好，而且又是男孩子，备受期待大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然而，圭吾全科都是三分，语文、算数、理科、社会、体育、音乐，甚至是吃饭，全都是三分。三分也就等同于“一般”，就是说在整个班级里，既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属于“最普通”这个等级。辜负了老师的期待，真是对不住了。每天都沐浴在老师失望而又悲哀的目光中，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圭吾看到了《奥特Q》。其实此前我也看过怪兽，但是第一次在自家客厅看到也可以当成值得纪念的事件吧。如果我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我也就不会看到《奥特曼》和《赛文奥特曼》，我也就不会在《小说SUBARU》上发表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这篇随笔也就不能发展成为后来的《那时我们是傻瓜》这本书，也就不会给东野家丢人现眼了。所以说，到底是哪样更好呢？

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九月某日，不知为什么，圭吾被推举为儿童会（初中和高中叫作学生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个班，每班选出一名候选人。能在这么多人里被推选出来，就说明你很有领袖风范嘛——大概很多人出于好意会这样解释，但是圭吾确实不是这块料。我就是“最普通”的那号人，就是典型的一般人。而且，我连班长都没当过，充其量也就当过保健委员和园艺委员之类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次为什么非要选我当儿童会副会长候选人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好玩。大家都觉得“把圭吾同学选为候选人一定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要在全校学生面前演讲，让圭吾同学上台演讲会怎样呢？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欺凌呢。但是我却毫不在意，开始专心准备演讲。另外，圭吾把演讲和表演搞混了，我觉得表演的话必须得让观众喜欢才行，于是就准备了一份笑料满满的讲稿。结果，这一计划居然大获成功，我的演讲备受好评。不仅如此，我还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没错，圭吾是副会长了。连我父母都吃惊地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过，圭吾意气风发地当选之后，什么事也没干，就在会长旁边傻站了半年。

顺便一提，这一年发生了三亿日元事件。三亿日元，就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因为这个金额实在高到没有天理，所以圭吾并没觉得犯人是坏蛋，反而觉得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周围的大人们也夸那个犯人头脑机灵，也许这就是我开始关注智慧型犯罪的契机吧。

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事，让圭吾觉得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可能是因为五年级时做的那个演讲太成功的缘故，在我升上六年级以后，又被推选为儿童会会长的候选人。全班同学起哄推荐了我，可是不管怎么想这事都太乱来了吧。不过既然上了贼船，能力低微的圭吾就决定做个合格的候选人，并从那天开始专心练习演讲。其实，我还是没分清演讲和表演，天天绞尽脑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把观众逗笑。带着这个误解，演讲结束了，结果我居然再次当选。当然，我不是靠成绩被选上的，所以在担任会长期间一直有些心虚。最辛苦的是，开会时我要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这事我实在干不了，所以我每次都让担任会议副主席的女生帮忙，自己只会在一旁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