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特（第2/3页）

随后，我忽然开始感到不满了。不管澳大利亚评论家的态度如何，也许写小说是我唯一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要是我不写作，生活便会毫无意义。我满怀激情地回到了我年青时离别的故土以后，真正发现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别的艺术家那样，收拾行装离去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没有。四周伸延着澳大利亚的巨大虚空，在那里，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里，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里，教师和新闻记者统治着一切精神领域；在那里，漂亮的青年男女透过毫无判断力的蓝眼睛注视着生活；在那里，人的牙齿像秋天的叶子那样掉落，汽车后部的玻璃每时每刻都在增大，只有肉馅饼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饭食，强健的体魄压倒了一切，物质上的丑恶不会使普通人感到震惊。

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使我感到惊慌。在这样的心境中，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构思起另一部小说来。由于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所以我试图通过一对平凡男女的生活，在书中尽可能地涉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要在平凡的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因为正是这一切使这些人的生活，顺便说一句还有我回来后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于是我开始撰写《人类之树》了。这部小说如何被那些较为重要的澳大利亚评论家所看待的问题，已成了恒古历史。随后我创作了《沃斯》，它可能还是我在闪电战初期酝酿的。当时我坐在伦敦的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读着艾尔的《日记》。几个月穿越埃及和昔兰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着这一想法；那个时代最显赫的狂妄者也在影响着它；回国后，我阅读了当代人对莱卡特 探险的描绘和A·H·奇泽姆的《奇异的新世界》，这个想法终于成熟了。

在这里讨论这部小说的文学因素会不太切题。重要的倒是作者的意图。这些意图使一些读者不知缘由地感到高兴，也使那些发现此书毫无意义的人发怒。我老是在作画和作曲上受挫，因此我要赋予我的著作以音乐的结构，画的美感，通过《沃斯》中的主题和人物，来表达德拉克鲁瓦 和布莱克所可能看到的，以及马勒 和李斯特 可能听到的东西。首要的是，我决心证明，澳大利亚的小说并不一定是阴郁沉闷的、粪土色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总的说来，世界已被说服，而只有此地此刻，野狗们正在无情地吼叫着。

那么这位返回国土的侨居国外者得到了什么报偿呢？我记得，在我第一部小说获得成功之际，一位名叫盖伊·英尼斯的老练而聪明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我的伦敦寓所里访问了我。他问我是否想回国。我那时刚“到”，干吗我要回去呢？“呵，不过你回去的话，”他坚持己见，“各类颜色会源源不断地流到你的调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想起他对我第一部小说的这段委婉批评。我想，盖伊·英尼斯也许是对的。

因此，报偿之一便是更新了的景物，它即便在记忆中显得更加寒酸，却一直是我生活的背景。如果我光坐在塞纳河左岸与阿利斯特·克肖边喝酒边滔滔不绝，那么自然的世界和音乐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显露出来。也许一切艺术之花在沉默中更易开放。当然单纯和谦卑的境界，是艺术家或普通人唯一值得向往的境界。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未必会有可能，但努力去争取却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几乎被剥夺了自认为合意和必需的一切东西，我开始了我的尝试。写作本意味着一个有修养的头脑在文明的环境中所作的艺术实践，现在却变成了用词汇的岩石和木条创造出全新的形式的斗争。我第一次开始看清了事物。甚至连厌倦和失败也为无穷尽的探索提供了途径；甚至连丑陋的东西，澳大利亚生活中的提包和铁皮也获得了意义。至于好似挑绷子游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它已被必要地简化了，而且常常给弄糟了，有时倒也动人。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出借的书籍，播放的唱片，往往可能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一个人可能会有助于使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土生活着一个具有理解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