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劳伦斯（第3/4页）

我十八岁时，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座小城，离开了大草原。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今生今世会把那块土地、那座小城装在脑子里，也不知道它们会成为我立意写作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无论我居于何地，离得多远，情况总是如此。

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说，从那时起，我一生始终在努力地观察它，在努力地适应于它。这必然会束缚思想，且有时已经束缚了思想，但却不影响想象创造力的发展。小城的情况是多方面的，但却从来不阴郁沉闷。

现在，我明白，加拿大的情况大体上也如此。究竟为什么加拿大数代人都假称他们确认这块国土阴郁沉闷？我们完全清楚地懂得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宣扬真实国情。如果我们所谓的爱国心高涨起来，这对外界人士、甚至对我国某些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来说，似乎是怪异的，或是毫不相干的，他们可能设法去了解，多年来我们缺乏自尊，我们在山姆大叔和大不列颠两个主宰者的巨大阴影下生活。我们才刚刚开始看重我们自己，珍视我们的国土，信赖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刚刚开始承认我们的传统，实现我们的幻想。

这块国土该痛惜哀叹的方面确确实实是够多的了。当我看到工业废水污染我们的湖泊河流，我便感到激愤和失望；当我看到我们被美国接管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日益增多，我便感到万分沮丧。尤其是，我们不能单单诅咒“该死的美国佬”。决不该忘记：是我们自己，把如此之多的天生权利拱手卖掉，以换取一团混乱的受人摆布的所谓进步。我原来幻想，这里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压制现象。但是，在我目睹加拿大1970年实行《军事法条例》之后，我仅存的一丝天真的幻想永远荡然无存了。诚然，在我心灵深处，且常常是秘而不宣之处，我始终懂得，凡事到处可发生，因为人类自由的种子与桎梏的祸根处处可见，就是在某个草原城镇的小天地里也一样。不过，我对我们的不公正，对我们的愚昧深恶痛绝。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过去和现在始终如一地在书里写小城我所嫌恶的那些方面，写在一定程度上永远是我自己的那些方面。

这块国土仍然比别的国土更能吸引我。虽然我在非洲和英国居住过，但是，无论它们有多么美妙的地方，却不具有同样的感染力，比如说，没有像安大略南部地区那样打动我的心。去年夏天，我在那里的一条河畔上的一间杉木小屋里度过了四个月。我过去常常告诫自己说：“识破加拿大人，你便会发现他们是冒名的开拓者。”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全然超脱红尘，这倒是真的，但愿我们可别脱离了尘世。我曾以为：我一生惧怕和怀疑城市，我因而变成了一种古板的怪人。现在，我的想法不同了。

那间小屋有扇长长的窗户，与前面的西墙相对。清晨，我常坐在窗前的栎木桌旁，观察着窗外的河流，眺望着远处高大的树木在晨曦中显得青翠金黄。那河水是古铜色的，阳光神奇地洒在河上，将近岸河底波状的沙滩映照在河面上。突然，有条鱼冒出水面，如一弯新月，还没看清楚就消失了。隔壁的老人说，这些跃出水面的鱼是鲤鱼。他本人更爱北美大梭鱼，因为他是一名地道的渔夫，他曾同北美大梭鱼进行过搏斗。风大多经常往北吹，河却朝南流，这样，当河水被风激起了涟漪，而水流湍湍，河水似乎朝南北两个方向流。我喜爱这景象，并把它看成是一个先兆，一个自然界的象征。

数年前，我回到了温尼伯，在大学母校作了一次报告，公众都可以去听。报告结束后，一位高龄老人走上前来，问我娘家是否姓威姆斯，我回答正是。心想，他也许认识我父亲，或许认识我祖父。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他说：“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曾给你曾祖父罗伯特·威姆斯干过活，当时他在雷伯尔尼有牧羊场。”我想，那瞬间，我又重新意识到某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古昔的家族，祖籍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不再如此紧要相关了，我真正的祖先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