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第3/4页）

为了说明这个任务的全部复杂性，我想把诗人所拥有的原始资产，原材料和手段，同具有同样目的的艺术家所拥有的这一切作一比较。让我们比较一下诗人的手段与作曲家的手段吧！作曲家是多么幸运呀！音乐艺术的发展保证了他们在许多世纪中都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音乐是如何形成的呢？听觉使我们能感知噪音界。耳朵接受无数的感觉，把它们随便用什么方式记下来，并从中找到了四种不同的性能。其实古代的观察和最早的实验者已经能从噪音界中分析出音响的体系或音界，即一些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容易辨别的、并且是最易于构成复合音和音组的声音，这种声音一发出来，耳朵或者正确一点说是知觉立刻就能把它们的结构和联系，不同和相似之处，判断出来。这是纯粹的音素或是纯粹的组合，因此也是最易于分辨出音素来的组合。它们表现得非常清楚，而特别重要的是人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它借助于乐器可以一成不变地发出同样的音素来。这种器具实质上是一种真正的量器。乐器是一种可以在上面标上记号，定好音阶，这样就能使一定的动作始终不变地产生一定的音响效果。既然音界和噪音界有明显的区别，并且我们的耳朵也已经习惯于分清这两种不同的音界，这种听觉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当我们听到一种纯音，即在某种程度上是稀有的声音时，就立即会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我们觉得充满着一种不寻常的期待心情，这种期待仿佛是渴望产生一种同听到的纯音所引起的感觉在性质上一样纯正的感觉。如果在音乐厅里传出一种纯音，我们身上的一切就立即都改变了：我们期待着音乐的出现。相反，譬如说，如果在音乐会的演奏过程中，在大厅里忽然听到了噪音（例如：椅子倒下的声音，某人大声讲话或者咳嗽的声音等），我们就会感到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突然断裂了，某种物质结构被破坏了，某种联想的规律被扰乱，某种世界正在解体，某种魅力消失了。

因此，当作曲家开始作曲之前，已为其创作构思能够很快并准确无误地找到必要的材料和手段，准备好了一切条件。这些材料和这些手段不需要他再进行加工，他只须把含意清楚的、现成的部件加以调配和组合即可。

但是诗人所遇到的情况确实是多么的不同啊！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全部广泛的日常语言——所有这些手段既不符合他的要求，也不是为诗人而创造的。他还没发现有哪个物理学家能把这些手段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这里没有音阶的体系，诗人既没有音叉，也没有节奏器，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的唯一的帮手是两样极不完备的工具：词汇和语法。而且他需要诉诸的对象不是听觉，（这是一种作曲家可以随意强使它感受的唯一的一种特殊感觉，听觉器官主要是一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预感性很强的器官）而是分散的抽象的预感，因为他是运用语言的手段来达到的。语言乃是一种感觉的各种杂乱刺激物和触动器的最不可思议的混合物。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在语言中所见到的各种特性的古怪大杂烩，更加五光十色和更令人伤脑筋的了。大家都很清楚，音响和意思相符是非常少见的；大家也都知道，语言的特性是各种各样的，一种说法突出了某些特性，却往往会损害到另一些特性：言语可能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却毫无和声；它可能是富有和声的，但是却没有内容；它可能意思是明确的，但是却完全不美；它可能是散文，也可能是诗，总之一句话，即使把已经建立的广泛深入研究语言多样性的所有学科都列举出来，也未必能概括出所有这些互不相关的语言现象。语言可以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研究，与此同时还可以从格律学或韵律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中的逻辑学和词义学方面的问题；它同样是讲演术和句法学研究的对象。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的科目，使我们有可能对同一篇文章从许多角度出发单独进行分析……因此，诗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特别庞杂的基本特性的综合体，它实在太庞杂了，以至最终不能不成为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但诗人正是要从这里找到艺术的物象——产生诗情的语言结构。换句话说，诗人应当使这种实践的工具（一种粗糙的工具，天晓得是谁创造出来的日常用具，它供人们日常需要之用，同时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它不断发生变化），在诗的构思过程中变成一种独特心情的实体，这种心情与构成我们日常内心感情生活的那种偶然的、变化不定的心情是明显不同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常所用的语言仍是杂乱无章的人类共同生活产物，因为各种不同气质的人们，根据无数的条件和需要，继承了语言，并为了相互交际——尤其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和需要——而使用语言。相反，诗人的语言，虽然其中使用了从这个杂乱无章的混合体中吸取的成分，但却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他用最平常的材料创造出一种虚构的理想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