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3/4页）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寂寞地，忍劳忍怨地。

（3）《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刊物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最想避免的。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场，也不攻击。而且，所有杨、沈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不然我也永没有远处旅行的可能！）譬如最近我去滇缅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干系，我尽量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一切全往“非个人”的方向去做。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业便利窃取名利。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援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躲闪开。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的态度。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我们绝无意自诩他们是本刊的。不，他们是全中国文坛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们曾走在这座桥上罢了。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怎样龊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稿费划一，按页计算”这一技术上的改良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第二，文章至少象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地得到它低微促是平等的报偿。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改良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双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

必须声明的一点是：本刊编者一向不经手稿费。我的责任是，每月底将所登各文，按字结算，逐条开单，由会计科汇付。且因编者时常出门，从不代领，代转，或代购书物。自七七事变以来，本报积存未付的稿费数目确已不少，然而原因都不出地址不明（如渝市在轰炸后）或汇兑不通（如战地）。所有这些稿费，全部暂存本馆会计科，作者可以随时声明补领。

（4）书评是怎样失败的

自从我发现副刊在创作上不能与杂志竞争，而又不甘走杂文的路时，我就决定《文艺》必须奔向一个对读书界可能有重大贡献的路：书评——一种比广告要客观公允，比作品评论浅显实用的文字；由于“日刊”出版的迅速，在时间性上一个杂志是竞争不过报纸的。战前，为建立一个书评网，我费了不少力气。读者或还记得刘西渭、常风、杨刚、宗珏、李影心、陈蓝诸先生的名字吧！我们曾尽力不放过一本好书，也尽力不由出版家那里接受一本赠书：每隔两三天，我必往四马路巡礼一番，并把拣购抱回的，一一分寄给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