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2/4页）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做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水面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我目睹并亲自经历了大时代中一个报纸的挣扎。当日在华北当局委屈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正派话”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一份厄运。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赤化”、“反日满”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挂三角旗的地方。在上海，那环境更要复杂。除了应付那时文坛的四阵八营，种种人事微妙关系外，还要揣度检查官的眼色。那时新闻送检，副刊可免检。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当一位故都的作家责《文艺》下了海时，上海一些朋友却正指我们为“谪京派”；当进步批评界责备我们太保守太消沉时，南京中央党部的警告书也送到了。为了刊登陈白尘先生的《演不出的戏》，报馆被日本人在工部局控告了。这官司纠缠了许多时日，终于在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满洲国呢？”的严词质问下，才宣布无罪。

（2）苦命的副刊

有时在内地，我遇到编副刊的同行，谈到对他那版的意见时，我永远只能说“好”。这不是虚伪，我深切地知道编副刊的限制与困难。譬如昆明《云南日报》的《南风》，每期仅有三栏地位，没有比篇幅对副刊发展更严峻、更致命的限制了。三栏不够登一篇小说的楔子，为报纸设想，每期题目还要多，且不宜常登续稿，才能热闹。这是说，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一个编者如还爱好文艺作品，不甘向这方面发展，就只有陷在永恒的矛盾痛苦中了。

在这方面，一个杂志编者的处境要有利多了。技术上，他不必如副刊那样苦心地编配。一期副刊多了一百字便将挤成蚁群；少了一百字又即刻显得清冷贫乏。（一个整版的副刊就比半版省事多了，且易出色。）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一本杂志这期是多了一万还是少了五千，何况必要时封皮上还可以加上“特大号”呢！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个杂志编者象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象《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采。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