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第3/4页）

我感觉朱先生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因为，从前他是不以师道或老辈自居的。现在有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严肃说，这是必然的发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渐入所谓“老境”么？这感觉到了我们又在北平见面时便更证明了是正确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这是三十五年的秋天。我是从上海来，在师大教书，他是从重庆来，仍回到清华。在他还没搬出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国会街的临时招待所。我见了他，却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这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我们没能谈什么文艺，他很关切地问到我的母亲，太太，小孩等。宛然是一个老人所关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华住定了，我又去看过他几次。在城里也曾有几次座谈会和宴会上遇到。生活定了，精神确又好了些。——不过有些人已在称他是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资格了。

但他那不苟的作风，却一如往昔。我来北平后，曾一度给《北平时报》编副刊《文园》。朱先生寄了一首译诗来，可是还没等付排，他的信又来了，是改去了一两个字。他不苟。可是并非不圆通。他后来告诉我：“时报不是什么好报啊。”但他并没因为时报不好而拒绝写稿。——我后来却也不编那个副刊了。

在朱先生的晚年，（我们没想他的晚年是到得这样快！）逐渐加强了鼓励后进的，或者可说是负起教育的责任的意识。他非常虚心地阅读着各种刊物，遇到可以首肯的，就称道不遗余力。我偶然写过一篇《谈选本》的文章，登在重庆出版的《华声》上，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朱先生仍然常常提起。下面是我保存着的去年九月十一日的一封信，又是一个例子：

那一回你来没见着，怅怅！静希的文学史收到了。

昨天读到你的《陶渊明真超出于时代吗？》一文，很高兴！你说了人家没有说的话，人家不敢说的话。陶渊明究竟也是人，不必去神化他。自然你注重的是他的因袭，他的不超出于时代；他的变化处你没有说，因为不在这篇文章范围以内。你所说的都是极有价值的批评。我盼望你能多写这类文章。你近年来的散篇批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了，觉得好！除关于司马迁的，我知道要出书外，如《论批评》，《谈选本》一类小文，我觉得也可以集成书，可惜不容易找出版的地方。

本年度担任些什么功课？为念。祝好！

这时日到现在不满一年，手泽犹新！其中所说静希，就是林庚的字。这信里又依然提起《谈选本》来。在一般人愁柴米油盐之中，生活于风俗日薄，古道日丧之下，谁还能像这样关心着后进的文字呢？

佩弦先生晚年，事事仔细则如故。我们如果向他借一本书，他一定先问看多少日子？”随手又拿过本子来，把姓名书名年月日都写上去。

最后的一次晤谈，是本年的三月二十八日。我带了太太和小孩去看他。他又是病后，十分清癯。我们一坐定，他就进屋里去了，立刻拿出来的是一封信，和四块糖。这封信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来的，由于朱先生的推荐，他这位老朋友读了我一篇《李清照论》，来信就是讨论此文的。佩弦先生的东西，一定放得很有秩序，否则我一到，如何能马上就取出来呢？他那四块糖则是每人一块，他自己的一份却没吃，所以我的小孩便得了两块。任何事，他都是这样“合理化”！我一向拿长辈看他，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上座，结果上座空着。又因为我带了太太去，他的太太逢巧没在家，他便不住抱歉，而且特别和我太太谈一些家常。

这是最后的一次会晤，没想到已经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