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刚（第2/3页）

我撞了许多墙，我却还没有死。因为世界还没有死，人类正在要求诞生。尽管过去的铜墙铁壁，尽管我几乎是从母胎里带来的顽固，阻挡我的心不能开放，容纳现实的人民，我却不能够拒绝人所赖以生存的大气。它招引我，我呼吸它，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血肉。我不降伏于我的苦痛，我永远冲撞着。我可以说，在我内心里面那个要活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一种更大更大的东西，比我大了几万万倍还不止。我，不过是它的形体之一。这个东西它要求在广大的具体的空间生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自由的选择，尽情地吸取它所要的粮食。以后，成长，扩大，逼得那颗心不能够不开放，不能够不容纳人民，和他们的命运发生生死不解的关联。

时代要变，该诞生的必然要诞生。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空间。虽然那从我真正做人的历史上说起来，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起点。但是，是一个真的起点。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工作，尽管那范围还是狭小得厉害，我却没有把它辜负。我努力接近和发现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努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给我的至宝——放逐自己，超越自己，抱得紧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没有长期的痛苦，疾病和失眠，更重地想压倒我。可是，时代的神圣的变革，震雷一样的启示，千千万万人民的血的洪流，英雄的悲痛，智者的忧伤，善人的愤怒，美丽的心的憎恨，以及罪犯们的癫狂……，一切异象都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声音。命运的洪钟，当当不断在我头上敲起来。我是谁？我能够不听它吗？我能够躲得了它吗？我，这微弱到阴阳分歧的路上还不能够切断自己变了黑色的胞衣的人，怎样能够抗拒人类命运的钟声呢？

仅仅时代召唤着我，却没有具体的人在我周围，靠着我这染了很深的历史疾病的人，独自去听，我想，是不会完满而深刻地听到的。然而，却也有那同样受着时代召唤的人们，在我旁边。他们有的残酷批评我，甚至于到了伤害我的自尊心的地步；有的小心的感动我，使我常常流泪；有的明白的和我解释，使我表里分明。一种似乎集体的生活，使我感觉到共同生长、共同感应时代的快乐。

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悲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悲多芬共同享受。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写什么？写了，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容它发表？

怎样生活，在这里不必多说。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仅仅是写，在我看就是有害。精细的、密切的关心人民的祸福忧喜、人民的命运，带着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感情，是最必要的前提。写什么也应该归于这一原则下面去的。有许多很聪明的人，虽然对于文艺有了相当一贯的态度；可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他们把文艺工作同人民分开了。原则上他们同意文艺只有一个最高目的：为了人民。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上没有抱定一个严格的、忠诚的、贴紧的为人民态度，他们的创作态度有很多时候从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他们或多或少与我过去的写作态度相近，随兴的采取一些满足感觉的东西来写，随兴的用一些满足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爱好心的态度来写。他们有许多人有才能，能够写出使我心爱的东西，特别是诗的方面，有些人的作品使我苦痛地不能离开。但是不管我个人的爱好怎样，我依然觉得他们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委屈了他们自己的心。他们中间最严正的作者，也. 还是以自己的爱好来决定创作的态度。在他们心里，人，人民，所占的位置是颇为微小的。人民的命运，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深刻的感动他们，使他们情愿放弃自己。另外一些人，虽然嘴里也时时讲到时代，讲到人民，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用怎样的态度去接近人民，所以他们不很明白怎样的东西，要怎样写，才能对于人有些用处，结果依然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态度。还有一种人，根本没有弄清楚“文艺是为人的”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喜欢把文艺范围说小一点。诗，独立起来，认为如今有这种诗、那种诗：人诗，我诗，物诗，事诗，情诗，智诗，……凡愿意分行的地方，都是表现天才的所在，故意乱来。归总的说，不出于有意无意模仿的范围。从最严肃的意义上来讲，诗变成了一条鞭子，把他们鞭打得昏头昏脑，写出东西来，对于人没有一点用处。我不能说这些人是没有才能的。不过，即使把诗独立起来，能写出最好的诗来，除了才能，最重要还得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关切，而痛苦，而愤恨，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写出一些比较普遍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