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第3/4页）

颜氏的说理，每多平易明达，这里所主张的借书道德，也是古今不易的标准。他们自然不会吝惜不肯借了。

在从前书籍刻本不多，流传不广，购买不易的时代，如果要读书，既没有公共图书馆，自己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别人去借阅或借抄了。因了借书困难，甚至有人不惜到有藏书的人家去做工，以便取得读书的机会，如《西京杂记》所记的匡衡，勤学而不能得书，“邑人大姓，又不识字，家富多书，乃与客作，不求其价。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对于藏书家珍秘其所藏，不肯轻易示人，以致要读书的人无书可读，要参考校勘的学者望洋兴叹，而一遇兵燹水火的意外事件，所藏孤本秘籍往往一扫而空，因此引起有见识的爱书家的慨叹，如吴恺《读书十六观》引《鸿胪寺野谈》云：“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之庋阁，以饱蠹鱼，既不假人，又不触目，至畀诸灶下，以代蒸薪，余每恨蠹鱼之不若也”。

秀水曹溶氏所拟的《流通古书约》，也指责藏书家的这种怪癖之可恶：

“书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书无不缔锦为衣，栴枟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

所谓《流通古书约》，便是曹氏鉴于有些藏书家秘其所藏，不肯示人，特地拟了这公约，呼吁有心的藏书家，出各所藏，有无互易，互相钞借的。他对于有些人借了书不肯还，以致藏书家不愿出借的原因，也不曾忽略。他说：

“不当专罪各不借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瓻为一痴，见之往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遥遥莫定，或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

不过，曹氏的流通古书约，其范围仍以藏书家间互相有无钞借为原则，他的用意和南京丁氏所组织的《古欢社约》差不多，只是以“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为目的，并不是提倡一般性质的借书。

但是，大部分的著名藏书家，连藏家之间的互相钞借也不愿做，于是遂发生了设计偷抄别人秘籍的事，这事发生在清初著名的藏书家钱遵王与著名词人朱彝尊身上，可说是反映中国藏书家吝啬怪癖的最有趣的逸话。钱遵王是钱牧斋的族孙，曾收得牧斋绛云楼烬余的藏书。据钱氏《读书敏求记》的吴焯跋语云：

“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余种。钱遵王撰读书敏求记，凡六百一种，皆记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依类载之，秘之枕中。康熙二十四年，彝尊典试江左，与遵王会于白下，求一见之，终不肯出。乃置酒，召诸名士高讌，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吏，启箧得之，雇藩署廊吏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毕，并录得绝妙好词一卷。词既刻，遵王渐知之，彝尊设誓以谢曰，不流传于外人”。

此外，还有一个同学之间不肯借书，给别人戏弄的故事，对于有书而不借的吝啬者的惩罚，可谓痛快。事见明人周镳《逊国忠记》卷三景清传：

“洪武中，游太学，同舍生有秘书，请求观，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明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尝假书于汝。生愤，讼之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素所业书。即背诵彻卷。及同舍生，生不能对一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戏耳。”

这里所说的景清借了书不肯还，固然是有意开玩笑，但在事实上，借出的书不易获得归还，却也是事实。我自己就已经在两方面都有过经验：许多借出的书，至今未蒙归还，而我的书堆中也有一些借了来至今未还的书，不过我想双方都是由于疏懒与疏忽，决不是存心不还，或是一种有意的惩罚举动。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一位西洋藏书家在藏书票上所写的铭句了，他也许痛惜借出去的书不回来的太多了，因此祷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