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探索的感觉（第5/7页）

父亲住院期间，照顾他的医生中，有一位年轻、敏感、研究心脏病学的医生。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交谈，她还是跟我聊起了我担心的问题，并说会与我保持联系。她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医生。深思熟虑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她告诉我，她在家中也遇到了相同的困境——她的祖母。我们曾在离父亲病房几英尺远的护士站谈论过此事。

“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决定，也就是面对你父亲的情况需要做出的那种决定。对我来说，要做出那样的决定简直难以置信。我之所以说难以置信，是因为在家中有这么多医生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无法解决怎么照顾祖母这个问题。我们太多人都没有做好要放弃她的准备。要梳理出我们而非她到底想要什么，实在太难。

“也就是说，我非常享受跟她待在一起的时光。她是我见过最睿智的女性，尽管如今已完全痴呆，但有段时间，她依然有非常连贯的幻想！”（这点儿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当然没有“痴呆”，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她也会沉醉于自己连贯的幻想中——或者换个更贴切的词，沉醉于自己的“错觉”中。）

她继续说道，她祖母的那些幻想，通常都与照顾家人的平凡细节有关，比如“让我嫁人”“替我梳好头发”……她说。祖母出院前，曾“拿着手机坐在床上，试图重新预约一次美发。她一直对此念念不忘……我知道你正在经历类似的事。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理解这种感受”。

等到再次有机会见面时，我们才得以更从容地分享彼此在这些问题上的感受。我曾提出，要对比一下老年护理领域的现状与我所知道的其他医学领域（包括儿科在内）的现状。于是，再次会面时，我问她是否考虑过与此相关的优先次序问题。我说，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相信自己一直观察的这些现象，似乎能为某种或许会出现的东西提供证据，并成为评价人生价值时一项绝对合理的特征。一个小孩（或任何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的个体）至少还可能拥有丰富的人生；对经济秩序来说，一个痴呆的98岁神经病学家，却不再有任何长远价值。

我对她说，我总禁不住想：对一个处于我父亲这般情况的病人，愿意在医疗看护方面降低标准，正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系统的价值体系。正如我在自己的教育事业中领悟到的那样，那些关乎国家未来福祉的、精明的条款，更多时候往往并非衡量人生的标准。（为证明学前教育或早期婴儿护理方面投资的合理性，政府机构最常提到的术语之一便是“未来生产力”。“要是现在善待这些婴儿，有朝一日，他们都会变成为国家繁荣做出贡献的纳税人”。而年长和有病之人，当然对国家繁荣毫无裨益，他们只会“坐在那儿”，耗光纳税人的财富。）

作为一名将自己的职业视为至高理想又毫无私心的医生，她无法容忍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衡量一个病人“对社会的价值”，更不认为一个医务人员维护生命的义务应该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然而，尽管有些不情愿，她依然不得不承认：社会结构配置、金融上的局限性，或政府制定的策略方针，都有可能使医生更难履行这些义务。

她也注意到，医生能在老年医学领域达到的声望，根本无法与很多其他医学领域相比。而且，该领域的薪资水平，也远远低于其他大多数领域。她说，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跟她年纪相仿的医生往往因为学费而背起巨额贷款，所以根本没有足够的人会进入这个领域。[2]于是，老年病科医生的数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年老群体的需求。而那些仍留在这一领域的医生，通常也要承担比其他领域大得多的工作量。她说，西尔维娅和我跟父亲那位医生打交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或许也能由此找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