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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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蒙塔莱德斯近来公开痛斥这种对信息的贪得无厌,不过这也是白费力气。看来我们这个地球圆盘几乎完全被封闭在一个“心理感应的氛围中,而且它的密度不断增大”,因为“从遥远处发来的信息和观点,像毯子一样变得越来越厚重,几乎覆盖了我们所居住的整个世界”。[9]目不识丁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致雅典的大众人对此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确实也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任何印象,因为从他上学之日起,他的教育者唯一关心的是“去告知”,毫不顾忌当代诗人的那些诗篇会腐蚀他的心智。虽然老友柏拉图依旧受到墨守成规的人们的崇敬,但他的确警告过我们(但是带着一副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伪善),他说,“我们的老师可以根据外界的要求调整教学。当年轻人学会认字,开始明白书里所写的内容的时候……会发现在他面前的桌上,要看、要记的是伟大诗人的作品……这样一来,年轻人会模仿他们,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10]这该如何是好?文化工业对于所取得的成就过于自满,以致无法倾听智慧的忠告,(但这无论如何都已过时了,不是吗?)因此,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江河日下,当他们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会像我们所认识的年轻知识分子那样,晚上四处活动,要砍赫麦界柱的头。有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能指望会教出更好的信徒。因此,大众人的生产就大见成果了。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在理论上推定他需要跟别人待在一起,排斥安静独处的快乐?其实,这正是所谓的民主的精髓,看来民主的第一戒律便是:为别人所为,服从大多数人的法则。人人都应该担任公务,只要他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来投票给他。至于那些不甚重要的岗位,相信运气,因为大众人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侥幸。“组成城市的各种元素必须平等,尽可能地平等,而且要同质化:这个情况在中产阶级中尤其如此……因此,福克莱德斯(Phocylides)[11]恰到好处地解释了这个愿望:‘最好的状态是中庸,这正是我想在城市中占据的一个位置。’”[12]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他而言,仿佛在旷野里的呼喊[13]一般,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4]的追随者们徒劳地回答,谴责“自上世纪后半叶起,在欧洲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把生命外化的趋势……个人的存在,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孤独的,要对公众、人群和其他人封闭,变得难上加难……街道上的声音则异常洪亮。”[15]应该说,集市的声音已变得嘹亮,不过,集市乃大众人的思想方式,是他一直所希望的,也是他所应该得到的。柏拉图应该去那里走走,跟他的追随者谈谈,这是再恰当不过了:那是他的王国,大众人不能离群索居,因为他必须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四处倾诉所知道的一切。

而如今他能够做到无所不知。你看看在塞莫皮莱[16]所发生的一切。事发后仅一天,信使便把消息传了过来,竟然已经有人在考虑把它进行包装,将其简化、压缩成为一条广告语:“我们的箭可以蔽日。好啊!我们在阴凉处战斗!”老做应声虫的希罗多德已为这个暴君——长着一百只耳朵的群众恪尽职守了。

因此,所谓的历史学家,虽然只不过是一些急于报道现时的记者而已,但这似乎恰好适得其所。希罗多德,这位伯里克利的公关负责人,虽然效率挺高,也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能写写波希战争而已(换句话说,是一则纯粹的新闻报道。而如今,我们几乎没法指望再出一个像荷马那样的人,他能写出诗一般清楚易懂的文章,并具备写作其闻所未闻、见也未见过的事情的能力,还赋之以寓言的深度和广度)。希罗多德只要看过三四个爱奥尼亚语的语标,就能宣称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谈。而且,仿佛这样还不过瘾,他还弄出个更加自命不凡、文字干巴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