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8/51页）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吗？”

她背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

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吗？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事了——那就说明我……动了情，你说我会后悔吗？”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

“我能相信你的话吗？”

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多一个子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

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拉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

“是不是没朋友啊？”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往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涨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未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唐山大地震给砸死的。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杆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

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舍楼更破旧，是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户很窄很高，还是双层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黢黢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前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