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5/51页）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

“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吗？”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

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

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

“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

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

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

“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

“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嗑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

“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

“行行，不急。”

“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吗？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

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商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

“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上——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发觉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憾。”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感的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吗？很多场合我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