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6/7页）

伦敦在给厄普顿·辛克莱那一本《马丁·伊登》的空白页上写道：“我写作《马丁·伊登》的宗旨之一，乃是攻击个人主义。我一定是失败了，因为没有一个书评家看出这一点。”当时，连社会主义的评论家们也指责他为个人主义辩护，已经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使伦敦很着恼。他一再声称这是他最被误解的作品。

作者的意图竟然会跟评论家们的意见截然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我们从作品本身中来找原因。由于基本上写的是他自己早年的恋爱和奋斗史，伦敦以大量的篇幅不厌其详地描绘马丁的内心活动，而对书中唯一有名有姓的社会党人勃力森登却着墨不多，把他写成一个愤世嫉俗的颓废主义者，又是个肺病患者，和马丁结识后不多久就去世了。尽管他给马丁指明了前途，他没有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说服马丁，只把他带到党支部去，怂恿他站起来轰他们一炮。结果，马丁用斯宾塞和马尔萨斯的论点跟他们辩论了一通。而在场的社会党人呢，伦敦只写了一个弯腰曲背的犹太人，那正是马丁心目中在生存竞争中该被淘汰的“弱者”的象征。即使有几回在摩斯家中，马丁口若悬河地抨击在座的当地知名人士，也是从尼采哲学出发的。和《铁蹄》不同，伦敦在本书中没有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言辞来正面地表达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丁·伊登》一书最大的不足之处。

再从评论家们方面来看。由于伦敦的革命活动，他经常受到资产阶级报刊、宗教界及妇女团体等方面的攻击、谩骂，甚至造谣诽谤，但是由于他私生活方面也不无失于检点之处，也使社会党的同志们为之感到遗憾。贝西跟他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悉心为他治家。一九〇一年，夏米安·基特里奇从欧洲学了钢琴回美，出现在伦敦家每周三下午的聚会上。她生性好动，爱好骑马、航海，使杰克为之倾心。一九〇三年七月底，他突然向贝西提出分居的要求。一九〇五年十月，伦敦到美国中西部和东部作演讲，十一月十八日，在芝加哥获悉贝西提出的离婚诉讼的判决书已发下，第二天即和夏米安匆匆结婚，一时舆论为之哗然。此外，伦敦把大量版税用在修建游艇及别墅上，也使同志们为之惋惜。因此，在评论《马丁·伊登》时，他们很可能把执拗任性的伦敦和他笔下的马丁等同起来，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个人主义百般辩解。其实，平心而论，伦敦在书中并没有美化马丁，倒是把他的内心世界活生生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诸如他的爱情至上主义，不太纯正的写作动机，对稿酬的患得患失，赤裸裸的向上爬思想，甚至他的忘本思想，都直言不讳地写进了书中。而且伦敦最后还是用他主人公的自我毁灭来对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作了否定。在《海狼》中，伦敦把主人公“海狼”拉森塑造成一个十足的尼采“超人”典型。他孔武有力，学识渊博，像恶魔般统治着他那条捕鲸船上的全体人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肉体和精神彻底崩溃。当初该书也被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是对尼采超人哲学的歌颂，使伦敦感到遗憾。等他死后，不少人在评论伦敦作品时承认，把《海狼》再仔细地读一遍后，不难发现伦敦的真正创作意图：通过拉森的可耻下场，抨击尼采的观点。在马丁身上，个人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危害别人的地步，这是和拉森大不一样的，但已经足以毁灭他自己。伦敦在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偕爱妻作环球航行的初期，头脑清醒地每天写一千字，并且就他原稿上绝少涂改处的情况看来，他是充分构思成熟，胸有成竹地写作本书的。这样说来，他是不是存心用马丁的悲惨结局来为自己敲起警钟，勉励自己多多加强跟人民大众的联系，来抵制自己那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腐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