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堂奥（第2/3页）

历来最懂诗人的，是自身就有文学创作才能之人，这一点是无分古今的。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说：

昆体披靡一世，率天下之人盘旋于温、李肘下，而无以发其性灵，诗道之敝极是矣，其不得不破坏之而别有所建设，时势使然也。首破坏之者实惟欧、梅，荆公与欧、梅为友（梅有《送介甫知毗陵》诗，公有《哭梅圣俞》诗），然非闻欧、梅之风而始兴者也，自其少年而门户已立矣。欧、梅以冲夷淡远之致，一洗秾纤绮冶之旧，至荆公更加以一种瘦硬雄直之气，为欧梅所未有。故欧、梅仅能破坏，荆公则破坏而复能建设者也。

宋诗伟观，必推苏、黄。以荆公比东坡，则东坡之千门万户，天骨开张，诚非荆公所及。而荆公逋峭谨严，予学者以模范之迹，又似比东坡有一日长。山谷为西江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山谷则尽其所长而光大之耳。祖山谷者必当以荆公为祖之所自出。以此言之，则虽谓荆公开宋诗一代风气，亦不必过。

梁启超长于辞章，在思想上又没有严羽、胡应麟挟唐诗以号令天下之弊，他论王安石诗，可谓精到。

苏轼是绝世天才，从他评论时贤的语气可以感受到，他在文学方面一生视为劲敌的，不是欧阳修，也不是黄庭坚，而是王安石。

在读了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后，苏轼说：“此老，野狐精也。”然后次韵唱和。黄庭坚佩服王安石的人格，赞其为“一世之伟人”，对王安石的诗也极其推崇。黄庭坚是苏门学士，然而他的诗风峭拔，迥异于苏诗的流动风格，反而与瘦劲的王安石诗更为接近。

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就在他的“创撰新奇”，这个新奇，是肆力以赋笔的方法写诗，直接挑战了中国诗歌从《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比兴传统下的诗，侧重于抒情。而赋笔为诗，则偏向于达意。这就意味着在宋诗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至为重要。

在具体的写法上，详细比对一下唐宋诗就可发现，唐诗更像是诗人想到了一两个得意的诗句，然后前后扩充成一首诗，这在律诗里更为常见，首联往往只起装饰、烘托的作用，所以多用景语起兴，如李商隐写《安定城楼》，首联“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就是如此。

宋人的诗，读起来气脉更连贯，更像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按顺序写出来的。例如苏轼的“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这种起句的格局，已是唐调所不能笼罩的了。

《明妃曲》组诗是王安石的代表作，也可说是史上最好的咏昭君诗。这组诗有两首，这里所选的是第一首，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其时王安石尚未上台主政。

这是一首曲折幽微、令人百读不厌的诗。

在当时，辽、西夏环伺北宋，在宋仁宗一朝，发生了宋人张元投靠西夏等事，张元后来成为夏主李元昊的得力谋臣，对宋作战。张元之所以投靠西夏，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是他在宋朝屡试不第，无法施展才干。

《明妃曲》的诞生，或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此诗开头写王昭君将要离别中原时，汉元帝才认识到她的美，然而为时已晚，只能责怪画工毛延寿。此前的人写王昭君，大多是哀叹王昭君的身世，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毛延寿，因为王昭君没有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才将她画丑；汉室不想把美女给匈奴，就挑了“丑”的王昭君去和亲。然而王安石责备的却是汉元帝，“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说，人的意态美是画不出来的，即使王昭君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也无法把她真正的美画出来。这里隐隐指向的是：国家的主事者没有识人之明，导致能人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