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何为？不如学诗（第3/4页）

今人盛言读经、谈史，然而读经者多显得拘迂，谈史者又容易陷入各种阴谋斗争的泥淖之中。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以及柳诒徵的上述言说，可药此病。

今之国学教育，缺少活泼滋润之功

早在1935年，学者何炳松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就曾发函给全国文化界名家，向他们征求关于读经的意见，共收到七十多篇回复，其中包括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陈立夫等名流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今日关于读经问题的所有争论，几乎都能在1935年的那些意见中找到同调。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论。比方说，什么是经？这个概念在今天就很不清晰。《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家有《金刚经》，喝茶方面也有一部《茶经》……但最早有“经”这个名堂、影响也最深远的，无疑是《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先王政典，即古人常说的五经，它们都跟孔子有关：《春秋》是孔子据旧史而作，其他四部典籍也都经过了孔子的整理。

在汉代，《论语》的地位已经很重要，但因为不是先王政典，所以当时的人并不称之为经，而是将其看作辅助解经的要籍，是谓“传”。这并非说《论语》比不上五经重要，而是说“经”这个概念原有其清晰定义。后来，经书内容不断扩充，宋代出现十三经的说法，把属于子书类的《孟子》收了进去，此外，《尔雅》是解经的书，也成为十三经之一。这已经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至于今天的一些国学教育者，把读《弟子规》这种末流文献的行为也称为“读经”，就更不值一论了。

那么，要不要读经？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简单地想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还在使用汉字，当然就要读，因为无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经典，都必须植根于你对经典有所知的基础上。事实上，百年来国人围绕“读经”话题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这些经典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

有一天，一位热爱传统文化的兄长给我转来一篇文章，文中用半生不熟的文言，以古贤的口吻，批评这个时代礼崩乐坏。观其言，文章作者仿佛是一位老夫子，然而实际上只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孩子而已。兄长很忧虑：“这孩子学传统文化，都成老苗子了。”

这个担心很对。当前的国学教育尤其是少儿国学教育，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干枯，没有滋润活泼生命之功，只是在批量制造一些面带忧国忧民之色的俗儒而已。

其实，与其让小孩子耗费心力去阅读或背诵各种大道理，还不如让他们去学好一两门具体的“艺”——例如学诗词或文言文的写作。这是因为，会说千百种道理，不如掌握一艺，因为道理往往是从纸上得来的，而学艺则是直接与古人精神往来。孔子主张“游于艺”，可谓颇具深意。

《诗经》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所谓的“鸢飞鱼跃”，指的是精神上一种自由、活泼之境界。诗文是助人通往“鸢飞鱼跃”之境的直路，人沉浸其间，会得到一种极好的熏陶，同时又不至于斫伤了生命力。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解释这句话时说：“本章见孔子之重《诗》教，又重礼乐之化。后世诗学既不尽正，而礼乐沦丧，几于无存，徒慕孔门之教于语言文字间，于是孔学遂不免有若为干枯，少活泼滋润之功。此亦来学者所当深体而细玩之。”

从本质上说，人是不能被说服的。诗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感发人。清代学者焦循在《毛诗补疏序》一文里说：“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此语甚要，足以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