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科姆·霍克（第7/30页）

他的思维总是受到良心的左右——他先后信过圣公会、长老会、唯一神派，想在所有复杂的新教中找到一个他所认同的教义。他一直在寻找，后来却相继放弃了他的发现。在四十岁时，他把唯一神教中最自由的成分和不可知论的思想疯狂地输入到自己的布道中：他模仿卡莱尔[2]写散文，模仿马修·阿诺德[3]的风格来写诗，这些举动都流露出了他的新信仰。一天早上，他在讲道坛上读了一篇名为《不可知论》的诗歌之后，他与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间的关系就突然结束了。这首诗十分简洁，但缺乏韵律，每节诗都简单、悲伤地重复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

大概如此吧。

就这样，巴斯科姆·霍克快五十岁的时候就不在公共场合布道了。他要去哪里倒不是什么问题。他有着他们家族对财产所特有的强烈欲望。他成了一个“办理财产转让等事务的律师”，他对财产转让权益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甚多；但是他开始在波士顿郊区购买土地并修建了廉价的小房子，还亲自设计房屋来节省建筑费用，要是可能的话，他还亲自做一些打地基、安管道、刷房子之类的零活。

他认为任何东西的要价都过高——他特别厌恶给劳工支付工资，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会在家里大发雷霆，疯狂地跺着脚，大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瑞士人——或其他任何不幸在最近的账单中出现过的民族，骂他们都是臭名昭著的恶棍、肮脏奸诈的杀手，想伺机密谋抢空他的钱包。他连珠炮似的辱骂他们，沙哑高昂的声音变得又尖又高，直到全身无力，这时他会想起一个比他更强大，更能说会道的人——他那个可憎的合作伙伴，大块头的约翰·T.布里尔，然后他会把手伸向天空，呼唤着上帝和布里尔。

如同他那些对可怕的战争和饥饿有着清晰记忆的族人一样，他望穷而逃：他是那种希望能靠省吃俭用来避免受穷的人。

因此，他自己修鞋，穿着上了年头的衣服；他在他那沙石满地的花园里拼命地播种和收获着，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别人的蓄意勒索。

那些他修起来的小房子——不，那不是他修建的！——是他在经历了生孩子似的阵痛后养出来的房子，都是他亲手抚养长大的，然后在长期的协商后，才有利可图地把它们卖给那些小气的劳工和商人：爱尔兰人、犹太人、黑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每次买卖结束或者收到这些人的现付后，巴斯科姆舅舅在回家的路上都会欣喜若狂，强行向路人大声说着犹太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瑞士人或希腊人的美德。

“世上最好的人！这毫无疑问！”——这最后一句是他每次收到付款或说服对方时最喜欢说的话。

因为他们如果付了钱，他就会喜爱他们。通常每逢礼拜日他们就会在冰天雪地里，穿过大街上那些黑乎乎、灰溜溜的房屋，来到他居住的沉闷的郊区给他交钱。因此，他们——十几个不同种族、皮肤黝黑的孩子——到来了，来到了这块凄凉的荒地，穿着结实、得体的黑色衣服，那种穷人穿着去清债或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们走在贫瘠的大地上，荒芜干枯的土地脏兮兮的，满是垃圾和废物，他们神情迟钝地从一个砖场木板围栏下面穿过，嘎吱嘎吱地、执拗地沿着小巷布满车辙印的脏冰，从灰色的木房子前走过，这些房子空荡荡的，具有一种荒凉且说不出的丑陋，似乎在诉说着一种厌倦、贫瘠、沉闷和恐惧。在这种荒凉之中，这些感受如此强烈，人类痛苦、愤怒的灵魂似乎在这种感受中患病、麻木、窒息，但却无法清晰地说出内心炽热的诅咒。

他们最终会停在我舅舅的小房子前——那种街头的小房子之一，建造在荒凉、平坦的郊区。他还冠冕堂皇地以自己的名字为之命名——彭特兰山庄——而那个荒凉的“山庄”中最高的地方只是半英里外一处微微隆起、不易被人觉察的小山包。他沿街修建的那些歪歪扭扭但却结实、坚固的小房子，就像田鼠在满是石子的土地上挖洞取暖一样，在北方广袤、苍凉的天空下，被雾蒙蒙的阳光包围，在冬日斜阳泛红的光芒中，在野蛮、无情的严寒中，它们顽强、固执地蜷缩、拥挤在一起。然后他们紧握着那油乎乎的、小小的几卷钱，进去给我舅舅付钱，他们似乎知道，在这严酷的天空下，所有的收获都必须从石块丛生的大地上痛苦而费力地获得。他会从某个地窖般幽深的地方出来见他们，嘴里骂骂咧咧地抱怨着，砰地摔上门。他向他们走去，大声地向他们问好，边走边扣上那件磨破、掉了色的毛衣领扣，弯腰驼背，神色阴沉，两只紧握的手搭在腰间。然后他们会僵硬、笨拙地站在那里等着他，不停地用手摆弄着帽子，而他却斜眯着眼睛，表情怪异，撅着嘴，然后费力、潦草地给他们写好收据——他们借此从债务和痛苦中稍稍舒缓一些，向着财产自由艰难地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