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科里诺小孩（第6/10页）

“孩子，母牛变得无影无踪，啐！村子里农民要挨饿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也受到了一个奇怪的妖魔的骚扰。为了让你能够弄懂我的意思，我得首先谈一谈在一个原本很正常的夜晚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哈尼夫舅舅和皮雅舅妈请了好些朋友来打牌。

我舅妈说话往往喜欢夸大，因为尽管《电影节目》和《银幕女神》的记者不来了，但我舅舅的家里仍然常常宾客盈门。在打牌的晚上，房子里挤满了客人，既有谈论着美国杂志上争吵和评论的爵士乐手；又有手提包里带了喷喉剂的歌手；还有乌代·仙卡舞蹈团的团员，这个舞蹈团试图将西方芭蕾和印度舞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新型的舞蹈来；还有与全印广播电台签约要在该台的音乐节上表演的音乐人；还有彼此之间气冲冲地争论的画家。大家叽叽喳喳谈政治，谈别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全印度画家当中就只有我一个人以一种真正的思想上的责任感从事创作！”——“噢，费尔迪太倒霉了，他在这以后别想再有乐团了”——“梅农？别同我谈什么黑天神。他坚持原则的时候我认识他，我自己从来没有放弃……”“啊哈，哈尼夫，对啦，最近赤色分子卡西姆怎么老没有来呀？”我舅舅不安地望了望我，说道：“嘘——什么卡西姆呀？我根本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公寓里人们七嘴八舌，外面航海小道上灯光明亮，人声嘈杂。出来遛狗的人从小贩手里买昌贝丽花和炒豆子，乞丐嚷嚷着讨钱，卖松米糕的大声吆喝。路灯沿着马拉巴山蜿蜒而上，像是一大串弧形的项链……我同玛丽·佩雷拉站在阳台上，把听力有毛病的耳朵对着她，听她低声说着那些流言，我背对城市，面前是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打牌的人。有一天，在打牌的人当中，我看到了凹眼睛、态度严肃的霍米·卡特拉克先生。他很有些不自然地热情同我打招呼：“嘿，小伙子！过得不错吧？当然，当然不错！”

我舅舅热衷于打拉密，但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有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总要等到手上凑齐了十三张红桃同花顺以后才摊牌。非要红桃不可，一手红桃牌，其他的统统不要。为了追求这一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我舅舅会把好好的三张同点子牌或者黑桃、梅花或者方块的同花顺子扔掉，使得他的朋友闹哄哄地叫好。我听见有名的吹唢呐的乌斯达德·钱吉兹汗（他把头发染黑了，因此在热天晚上，他耳朵上部流着黑色的汗水）同我舅舅说：“算了，先生，别再非得要红桃不可了，还是学大家的样子吧！”面对这一诱惑，我舅舅哈哈大笑，笑声把喧闹声都压下去了：“不，该死，见鬼，我还是要照老规矩！”他打牌就像个傻瓜，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像这样认定目标死不放松的，心里直想为他喝彩。

哈尼夫·阿齐兹那出名的牌桌上的常客之中有一位是《印度时报》的摄影记者，他肚子里装满了荤笑话和粗俗的故事。我舅舅把我介绍给他说：“这一位就是把你登在头版的，萨里姆。他叫卡里达斯·古普塔。这位摄影师确实很可怕，真正算得上是个坏胚子。不要同他谈得太久，他会用丑事儿把你迷得头昏脑涨的！”卡里达斯一头白发，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趣极了。“你真的知道丑事吗？”我问他。但他只是回答说：“小子，要是我说出来的话，你听得耳朵也会发烫的。”但是他从来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天才，本市空前的最大的丑事的幕后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拖鼻涕”萨里姆……我不能超前讲述。有关萨巴尔马提司令那奇怪的指挥棒的事情不到时候不能讲。尽管一九五八年这个年份本质上诡谲多变，我绝不能颠倒前因后果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