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第3/4页）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得到了丰硕成果，得知这些小船是如何集结和分派人手。这个家族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无法前往蒂尔伯利，但那并不妨碍蒂尔伯利承包集团的秘书塞吉维克（C.E.Sedgwick）帮忙，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他大方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报告。

德国文件管理员跟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耐心且乐于助人。他们似乎怎样都不嫌麻烦，毫不厌倦地找书和记录供我阅读。衷心感谢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斯图加特的当代史图书馆，以及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杰出馆员。科布伦兹（Koblenz）的联邦档案馆拥有丰富的照片馆藏，我也十分感激这里的馆员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远用得着有帮助的线索，幸运的是，大西洋两岸有许多知情人士愿意为我指点迷津。在英国，这支忠实的乐队包括库珀、科尔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温（Ronald Lewin）、梅契尔（Roger Machell）、米德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李察斯、罗斯基尔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国则有霍灵（Dolph Hoehling）、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皮诺（Roger Pineau）、谢弗（Ed Schaefer）、希布鲁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蓝。有些人（例如勒温和托蓝）中断自己的写作来帮助我——或许只有另一个写作之人才能真正体会这是多大的牺牲。

有一项极不寻常的馈礼，值得在此特别一提。一九七〇年，已故的罗伯特·卡尔斯（Robert Carse）写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许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十年后，卡尔斯先生的女儿珍妮·米契尔（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国海军中将高登·麦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尔斯先生的笔记以及他跟许多敦刻尔克参与者往来的书信转交给我。虽然这些数据最后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但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事件背景，并有助于核实我自己的数据源。我深深感激米契尔小姐和麦克林托克将军的细心周到。

还剩下长期直接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人。玛莉耶尔·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担任我的法文翻译，完成了种种壮举。德文翻译卡劳拉·吉利许（Karola Gillich）也是一样。我还亏欠我的朋友罗兰·豪瑟（Roland Hauser）许多，他替我扫描德国媒体在一九四〇年的敦刻尔克报道，并且承担多项特别研究任务。

在英国，卡罗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于安排访问，进行查核，并且帮助我筛选媒体。亚历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帮忙在国家档案局搜罗数据。苏珊·乍得维克（Susan Chadwick）有效率地处理涌进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的数据。我在那里的编辑——艾里欧·高登（Eleo Gordon）——则不断提供超出他责任范围的服务。

在纽约，史考特·萨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来此处是打算写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后来却成了这座城市中、关于英国军团历史的最权威著作。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亲曾在一九六〇年替我进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绍箕裘；他的流利法语偶尔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派翠西亚·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仅完成她负责的研究工作，还担起了汇编贡献者名单与索引的重责。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锐利眼光，帮忙遴选和安排插图。而我在维京出版社（Viking）的编辑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则始终保持耐心，他的意见永远鞭辟入里。

最后，有一些人几乎成天与这本书为伍。桃乐丝·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负责处理大量的书信往来，并且帮忙应付各式各样可怕的紧急状况。长期受苦受难的佛萝伦丝·加拉格尔（Florence Gallagher）负责破译我难辨的字迹，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资历，有资格赢得一枚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