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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利先生一人站在那儿。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呢帽,穿着一件印有红蓝色棕榈树图案的衬衫,但是他那张被虫咬得起了水泡的长脸比一个月前更瘦了。

“呵!”她说,“肖特利太太呢?”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脸像是由内而外地发生了变化;他仿佛一个走了很久却滴水未沾的人。“她是上帝的天使,”他大声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她人呢?”麦克英特尔太太低声问。

“她死了,”他说,“她离开这儿的那天中风了。”他脸上有种死尸般的沉静。“我知道是那个波兰人杀了她。”他说,“她一开始就看穿了那个人。知道他是恶魔派来的。她告诉我的。”

麦克英特尔太太花了三天才接受了肖特利太太的死讯。她告诉自己,每个人都会觉得她们很亲密。她又雇了肖特利先生来干农活,尽管实际上没有了他妻子,她并不想要雇他。她告诉他,月底她会通知难民在三十天里离开,到时候他就可以重新干回挤奶的活。肖特利先生更喜欢挤奶的活,但是他觉得他可以等。他说看着波兰人离开这个地方会给他一点安慰,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她会大感欣慰。她坦白说一开始她就应该知足,不该去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帮手。肖特利先生说他参加过一战,所以他从来不待见外国人,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他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都和我们不一样。他说他想起一张曾经朝他扔手榴弹的男人的脸,那个男人戴着小小的圆形眼镜,就和古扎克先生的一样。

“但是古扎克先生是波兰人,不是德国人。”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他们没有多大区别。”肖特利先生解释。

黑人们很高兴看到肖特利先生回来。难民要求黑人和自己一样卖力工作,而肖特利先生知道他们的局限。有肖特利太太看着的时候,他自己也向来不是一个好工人,现在没有了她,他更加健忘和磨蹭。波兰人和往常一样努力工作,仿佛并不知道自己快要被撵走了。麦克英特尔太太看到那些她觉得永远也干不完的活转瞬就干完了,可她铁了心要摆脱他。看见他矮小坚定的身影飞快地到处移动,她便怒不可遏,觉得自己被老神父耍了。他说过,如果难民不能令她满意,没有法律规定说她一定要把他留下,但是接着他又搬出道义责任。

她打算告诉他,她只对自己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她对为自己国家打过仗的肖特利先生负有责任,但是对只来这儿捞便宜的古扎克先生没有。她觉得在撵走难民前得先和神父说说清楚。到了月初,神父没有来,她决定晚几天再通知波兰人。

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说到做到。他不知道对于她的犹豫不决他还能忍多久。他私下以为她大概是心软了,担心把波兰人赶走以后他们找不到新的容身之所。他可以告诉她事实是这样的:如果她让波兰人走,不出三年,他就会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还架着电视天线。作为策略,肖特利先生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后门给她讲道理。“有时候白人得到的关照不及黑人。”他说,“但是这没关系,因为他终究是白人。但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看着远处,“一个为自己国家浴血奋战、甘心赴死的人,得到的照顾却比不上他的敌人。我问你:这样对吗?”他问她这种问题时会盯着她的脸,看看自己的话是否奏效。这段时间来她脸色不好。他留意到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之前只有他和肖特利太太两个白人帮手时,还没有那些皱纹。他一想起肖特利太太就感到心脏像铁桶一样沉入干涸的水井。

老神父迟迟不出现,似乎对上一次的来访心有余悸,但是他发现难民没有被撵走,终于大胆再次登门,打算接着上次断了的话题继续向麦克英特尔太太传教。她并没有要求他传教,但是他执意如此,不管和谁说话,在交谈中都要扯一些圣礼或者教义的解释。他坐在她的门廊上,对于她半是嘲讽半是愤怒的神情视而不见,而她晃着腿坐着,随时准备打断他。“因为,”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说昨天发生在镇子里的事情,“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慢慢低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