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5/7页）

一天晚上，一个嘉布遣会修士从米兰来到了佩斯卡莱尼科，向院长递交了一封信函。信中命令克里斯托福罗神甫立刻前往里米尼，去那里做四旬斋讲道。信中还指出克里斯托福罗修士必须马上放弃他离开之地的所有事物，不得再同当地有任何联系，此外，送信人还得一路陪同他去里米尼。当晚院长什么都没说，不过第二天一早，他就唤来了克里斯托福罗神甫，给他看了上级的信件，让他带着一些盘缠、手杖、披肩和腰带，连同送信人一起，立马起身去里米尼。

读者可以想象一下，这位可怜的修士受到的打击会有多大。他即刻想到了伦佐、露琪娅、阿格尼丝。他对自己感叹道：“噢，我的上帝啊，要是我不在这儿，这几个可怜的人该怎么办啊！”不过，他又马上仰望天空，责备自己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任，将自己看作某事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双手交叉在胸前，表现出服从的态度，垂着脑袋，站在院长面前。院长将其带到一边，告诉他其他的消息，还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实际上这建议就是戒律。随后，克里斯托福罗神甫走进自己的房间，拿着他的篮子，在里面放上他的《日课经》，讲经布道书，还有请求宽恕的面包，然后再在其腰间系上皮革腰带，同修道院的师兄师弟们一一告了别，接受了院长的祝福，随后便同他的同伴走上了那条为他准备的路途。

我们已经说过，唐罗德里戈先生决心要完成他那值得赞扬的伟业，决定去找一位恐怖之人，请他帮忙。对于这个人，我们既不知道他的名字、姓氏，也不知道他的称号，甚至有关他的一切我们全都不知道。更不寻常的是，在那时出版的很多书中，我们都找到了他的名字。那是同一个人，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所有的书都在尽力避开他的名字，好像一提到他就会点燃作者的笔，灼烧作者的手似的。弗朗切斯科·里沃拉在他写的《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博洛梅奥传记》一书里提及此人时，称他是“一位贵族，因富有而有权有势，因出生门第而高贵”，仅此而已，再无其他。朱塞佩·里帕蒙蒂在其《祖国通史》一书第五编第五卷中也曾多次提到此人，将其称之为“某人”、“这人”、“那人”、“这位男子”、“那位人士”。他用很优美的拉丁文字描述，我们尽可能地翻译如下：“我将描述其中一个人物的经历。他在这个城市中也是大人物之一，在乡下建有自己的府邸，在那里，他借助暴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蔑视所有执法人员、法官，甚至也不把王权放在眼里。由于府邸坐落于国土的边界处，他在此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是一个聚集歹徒的地方，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亡命之徒。如今，他却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乡……”我们还从作者的其他书籍中摘录些别的段落来证实这位匿名人士的故事，接下来便继续讲述这位匿名人士的有关故事。

他总是做些法律所不能容忍的事，或是一些有权威的人禁止做的事；他是一位主宰者，为了满足自己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欲望，他专门主宰别人的私事；他是一位令所有人都感到害怕的人；他习惯令所有高踞别人之上的人对他俯首称臣，这便是此人一直以来的主要的目和欲望。从小时候起，当他看到或听到那些权力之争、尔虞我诈以及各种压迫行为时，他便蔑视它们，但又带点儿无法压制的羡慕之情。到了年少轻狂之时，由于住在城里，他没有错过任何机会去和城里最赫赫有名的人较量。有时候甚至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来干这事，他想要同他们斗争到底，他想征服他们，或者是使他们对他产生一种敬畏感，或者引诱他们谄媚讨好他。他在财富和同党方面已经胜过大部分人，而且，在计谋和胆量上他已经超过所有人。许多人被迫退出竞争，有些人饱受他的蔑视和贬低。他也把一些人当作朋友对待，但并不是和他平等的朋友，因为孤傲能够使他高傲的心感到满足，因此所谓的朋友只是对他唯命是从、俯首帖耳的朋友。然而，事实上，他自己最后也变成了一个为别人效力的大主子，成了他的同伙的工具。那些同伙抓住各种机会恳请这位显赫的人帮忙，而对于他来说，退缩就意味着自毁名声，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权力。因此，他除了做自己的事以外，还不停地为别人办事，以致犯下了许多罪行。因此，无论从他的名声、家庭、朋友，甚至是他自己的胆量方面来看，都已无法再与公共公告和驱逐令抗衡。因而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我觉得关于这一点，里帕蒙蒂的著作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描写：“有一次，他被迫离开家乡，他所表现出来的鬼鬼祟祟的行为所显示出的尊敬和怯懦竟是这样的：他骑着马横穿过城市，后面跟着一群猎犬，还发出有号角的声音，在经过宫廷前面时，他让守卫交给总督一封大不敬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