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词籍卷（第50/55页）

马兴荣、谢桃坊、周玉魁诸家的论文，还是用传统的研究方法，用考证、校勘、比较、归纳等方法，探索作家作品在其特定时期的真实情况或意义。

编者以为这两种研究方法并不互相背离，也不会有此兴彼废的趋势，而是互为因果的。传统研究方法的成果，可以为新型文学评论提供正确、坚强的论据。反之，新型文学批评也必须先充分理解古代作家的真实思想及行为，作品的真实意义，兼及作品的正确的原始文本，才能进行没有误解的正确评论。今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恐怕应当以传统的研究方法为第一道工序，它可以获得自己的成果，也可以为第二道工序——进行新的文评，作基础性的资料服务。

周笃文、何令龙两家的论述，都涉及词的音律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近来从事者不多，因为只有能填词的才有兴趣。正因为很少人注意词的音律问题，前代学者关于音律的某些论点，还有许多未成定论的，编者为此很乐意发表这两篇论述，使这一方面的词学研究，不致绝响。

清代词人纳兰成德的手简，原迹为夏衍同志所得，一九六一年曾由上海图书馆影印精装，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礼物，并未公开发行。印数甚少，外间亦无传播。本刊承方行同志惠借一册，得以抄录全文，公开发表，特在此向方行同志致谢。关于成德夫妇墓志一文，在《文史》杂志上发表已三十年，亦久已不为词学家所知，今特转载于本刊，为纳兰研究提供两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故词人沈祖棻生平作词甚富，晚年编定其《涉江词》，选存极严，删汰不少。其外子程千帆不忍馀稿散亡，汇为一编，作为《涉江词》的“外集” ，交本刊发表，以图保存（分刊于第八、九辑）。这些作品，多数是作者本人不很满意的，也有因某种原因，作者不欲发表的，希望研究作者词学的，应当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的词，也有欣赏和研究的兴趣。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孙康宜女士为本刊提供了一篇报导：《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词学研究情况。这篇文章引起了编者对海外词学者的注意，已决定将本刊第九辑编为国际词学论文的专号。现已约请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朝鲜，以及香港和台湾的许多作者撰文。孙康宜女士的报导，也将发表于第九辑，希望能在一九九〇年年底前后出版。

本刊第一辑印一万五千册（1981），第七辑仅印二千册（1989）。并非由于本刊的读者锐减，而是由于近年低趣味的通俗出版物大量冲击文化市场，使新华书店对纯正学术出版物的发行、推广能力受到影响。全国有二千二百个县，如果每县能分配到本刊三册（这是肯定可以售出的），本刊也可以印六千册。盐城周梦庄先生来信说：“盐城一地，至少可以销售五十册。” 但本刊第六、七辑，盐城朋友都买不到。编者收到不少读者来函，询问《词学》已出了几辑？多数读者只买到第四辑。这一情况，使编辑同人丧气。但本刊还是要编下去，出版社也愿意全力支持。现在，本刊要与读者取得直接联系。凡爱护本刊，需要每期购买者，或各文化单位需要按期购置者，请将本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及比较固定的住址写寄本刊编辑部。在本刊每辑出版前，由本部通知信息，以便及时向出版社函购，或向当地新华书店订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

（11）《词学》第九辑编辑后记

在本刊第八辑的《编辑后记》中，我们曾预告第九辑将为《国际词学专号》。这一辑中，论文部分都是海外学者的著述（因为包括台湾、香港，故不称“国际” 而称“海外” ），共十四篇，约略可以见到海外学者研究词学的各个方向。高友工教授以新的语言学理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学语言，对我们会有启发。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是我们已经很熟识的词学者，她的《迦陵论词丛稿》和《灵豁词说》（与缪钺教授合著），都在大陆出版，享有好评。孙康宜教授在耶鲁大学教中国文学，著有《词的演进》（1978）和《六朝诗研究》（1988），最近又完成了一部关于柳如是及明末女诗人的著作。刘婉女士是博士研究生，她分析姜白石词的方法显然是高友工教授的衣钵。茅于美女士是故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的长女，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教授，她把李清照的《漱玉词》全部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出版。现在我们发表了休斯教授为她写的序言。李清照词在美国已经有了两个译本，茅译已是第三本了，故休斯教授在序文中作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