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杂记》今译（第4/5页）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1749），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殓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唯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候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无可原”。他义正词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唯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昔虞舜刑故无小，其命官曰：“怙终贼刑。”而皋陶称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东征，破斧缺斨。东人歌思，以为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执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为仁，即改前议，仍所识为情真。若有人祸天刑，皆归于仆，死者亦于公无怨也。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

这一干涉审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结感录》一文，一一记录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志士仁人。其中写一位马逸姿：

安徽布政使马公逸姿，字骏伯，陕西成宁人。先公在官，死于寇。公以荫起家，始至。尝介吾友白君玫玉通问，愿为交，余谢不敢见。及余被逮，江苏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摄理督粮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诫群吏，毋得缧演。每见余貌必蹙，语必称“先生”，李公亦然。时制府欲得戴氏他书以上，亲鞫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监司至，必礼于其庐，而固辞不敢交也。虽在难，愿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实恶余，其后与仪封张公相构，挂余名弹章，而亲鞫时未尝加声色，则公力也！无何廉使归，亦欲得事端以自为功，将以金木讯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狱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设犯风露死，孰任其责？”乃止。遣解之日，公与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执籍，呼逮人过堂下。加械毕，公起立离位，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肃余升堂，手解余系，谓使者曰：“方先生儒者，无逃罪理。君为我善视之，毋使困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唯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子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