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传新读（第2/3页）

二、人权拥护说——自白不得自证其罪，英国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了，当时是为了抵制教会的异端审判而采行的。到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这一条款，更是“人不告发自己本身”（No man is bound to accuse himself）原则的一项确认。

三、违背诚实说——非任意性的自白，如许作为证据，根本违背诚实的观念，自然不合法理。

从这些法理上反看国民党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就不得不大叹其气了。国民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的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这乃是以取得自白的方法为准，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是一切祸源。因为被告一旦被刑求取供，到了审判时翻供，国民党法官总是官样文章，行文给“不正之方法”取供的单位，问有没有刑求呀，回信当然是没有呀没有呀，然后法官就据这回信驳斥被告是谎言刑求了。这种一来一往的公式，我以我自己的案子为例，一看即知。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在起诉书上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他们被警总保安处吴彰炯少将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与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被捕后一年，才准与家属会见，才准与律师会见（我没请律师）。换句话说，在漫长的非法羁押里，吴彰炯少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刑求逼供，并且不虞人犯外伤。因为受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养得毫无痕迹。就这样，一年以后被移送军法处审判时，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详述被刑求取供的经过。可是判决下来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张之刑求逼供一节，经本部先后传讯保安处、警务办案人员何洪才、季贵成等人到庭具结作证，均坚决否认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据保安处1971年11月22日堡处字第5100号函复本部军法处亦称，经查并无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军事检察官侦查中供认犯罪事实，历述如绘，经核属实，复无提出被刑求逼供具体事证，可资证明，所辩均不足采。

这种判决词，根本就是军法套语。因为这样子的传讯，谁会承认刑求别人呢？这样子的行文调查，哪个衙门会承认“经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关在黑牢里、地下室里，一切隔离，一年不得见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来“可资证明”的“具体事证”呢？这种传讯与行文调查，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所以，尽管法律上规定得冠冕堂皇，事实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国民党法官眼中都一律被采信，并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为“所辩均不足采”了事。国民党法官非但这样判，并且还常常反问被告，你说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检察官去做侦讯笔录的时候，至少检察官没刑求你呀，你为什么不在检察官的笔录中翻供呢？

对呀，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就是相当今日的检察官。但是，被告当时人被扣在赵高及其党羽手中，谁敢翻供呢？谁又识得检察官的真假呢？识得了，在现代一党及第的侦审一家人作业下，又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