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第3/4页）

又过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8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此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若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一来守门的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司法首长（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太后没办法，只好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廷打守门的，要“廷杖”（当廷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份！慈禧太后气得要命。最后恭亲王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上面所举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门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坏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还多着哪！例如立光绪，是破坏宗法制度；修名园，是破坏财政制度；杀戊戌六君子，是破坏司法制度……诸如此类的破坏，还算是粗枝大叶的。其他无微不至的，还更惊人呢！以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的“沈荩案”为例。要处死沈荩，可是因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愿用行刑来破坏庆典，又不愿等到“秋决”，就干脆在监狱中把沈荩鞭打四小时，血肉横飞后，再予勒毙。这种杀人新招，又哪里有制度？

我的劝告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历史剧难免“不完全是依照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离谱了。“本事”中的许多叙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只是普通的清宫戏，又当别论。但是我们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许的，显然有百尺竿头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怀疑李翰祥发挥得是不是少了一点？用这样空前绝后的大戏，做“现代人的借镜”，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点？

说到“现代人的借镜”，李翰祥说：“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以古喻今”的一点——当然是重点的一点——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应该加强垂帘听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慈禧太后这一样板意义，我觉得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最该刻意串联的现实意义，而正好用来“以古喻今”。……（编者略）

我深信，用电影手法去表达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给人们更美满的影响。我在台湾，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遗憾。乃特别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一番，以寓爱深责切的微意。同时也给隔水相望的艺术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