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第2/4页）

在这样实景下拍历史剧，它给人们的影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深信好的历史剧都该有它应有的现实意义。李翰祥这两部戏，当然也会照应这一方面。李翰祥说：

我在写历史剧、拍历史剧的时候，总想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我拍的戏里面也许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说的东西。至于人家从镜子里照得见照不见自己，我不知道。我忠于史实，但不完全是依照历史。我觉得历史是现代人的借镜，说是前车之鉴吧。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

基于历史剧应有的现实意义的要求，我关切到李翰祥在这一方面，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面同样成功，我觉得值得深入地讨论。

《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戏，关键人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慈禧太后。李翰祥对慈禧太后，似乎在评价上面有溢美之处，这在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来说，就未免砸了锅。李翰祥聪敏好学，但是历史非其所长。这样大的两部戏，在历史上出了大毛病，在应有的现实意义上发挥不起来，就会“雷声大，雨点小”。因此，我愿写这篇文章，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补一点粉墨。这样一来，看了李翰祥的戏和李敖的文章，就会对这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有双料的了解了。

怪人还是怪制度

慈禧太后既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关键人物，艺术工作者在处理这种人物时，都容易犯职业病，就是喜欢美化与纯化，乃至过度颂扬（eulogy）。试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历史，完全归罪于慈禧太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并不觉得很恰当。我想，应归罪于整个制度。……为什么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帘听政？还是她利用了祖传的这个宗法制度。她搞了那么多年，把中国搞成那个样子，正是清朝的宗法制度起了作用，这种制度维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

这种话，就未免太有问题了，李翰祥未免太简化了政治斗争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事实上，正确的历史解释正好相反。慈禧太后的“搞了那么多年”，正因为她不断地在破坏制度。这种破坏，最后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给断送了！

以慈禧太后搞夺权的辛酉政变为例。辛酉政变给肃顺等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咸丰临死前并没要他们接事，“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赞襄名目”乃是他们假造的；一个是说他们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其实这些罪状，都不能成立。第一，“赞襄政务”是咸丰七月十六日下的谕旨，《翁文恭公日记》中明记这一谕旨与立太子的谕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后来《文宗实录》中也记录了“赞襄政务”的话。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是别人假造的？第二，反对垂帘听政乃是维护“祖宗旧制”，因为清朝家法中，从来没有这种制度。顺治康熙时候，有摄政、有辅政，可是从没有什么垂帘不垂帘。王闿运写诗说：“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顾命大臣赞襄新君的。女士们是不能出来辅佐帝王的，“祖宗旧制”没有垂帘听政，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别人“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出道，所作所为，就是破坏制度。她用破坏制度的方法非法杀人关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来巩固她的政权。这样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制度所没有的。

破坏制度的能手

慈禧太后以破坏制度的手段夺权成功以后，她再破坏制度，使太监势力坐大，以为爪牙。远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规定“寺人不过四品。凡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觉察纠参，审实一并正法”。但是制度归制度，慈禧太后照样破坏。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宫里闹个不停，最后还闹到外面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以及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子二十二头、马十七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慈禧太后一点警告，就密令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宝桢这种做法，就是公然维护制度。相对的，就无异于证实了慈禧太后的目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