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第9/9页）

追悼会上，彭娜一身黑衣，全程都没哭。从殡仪馆回来后，彭娜按照田老生前的遗愿，捧着骨灰盒到了他们家旁边的那条江。她说，本来田老打算树葬的，也就是把骨灰盒埋在一棵樟树底下，临终前他又改了主意，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那条江里，撒得一点都不要剩下。骨灰必须得拌着玫瑰花瓣，由彭娜亲手撒。

我看到彭娜一把一把地抓起骨灰，慢慢地撒向江里，旁边是她的弟弟，捧着田老的遗像，那张照片上田老戴着鸭舌帽，眼睛被帽檐遮住了，只露出了半副眼镜框，但能感觉到有一股目光正安详地看着远方。

送完田老最后一程，彭娜把一叠厚厚的信件交到了我手里，她说是田老生前交代的，这些信件很宝贵，他不忍心和他的遗体放在一起，一把火都烧了。我接过来一看，发现都是我写给他的信，每一封信上都编了编号，封口整整齐齐，是用剪刀剪过的。

我回到省城后，以为再也不会有田老的消息了。后来，鲁班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彭娜把田老生前的所有房产都卖了，连衣物都送人了，她还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送给了他。鲁班问她为什么，彭娜说她要移民去国外了。鲁班很纳闷，接过照片的时候，他说，你自己留一张吧。彭娜随手抽走了一张，一转身就掉眼泪了。

鲁班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彭娜要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也送人，这些照片多珍贵呀，比现在电影荧幕上的明星帅多了。我说，这可能是跟过去告别。

再后来，我收到了一封国外寄来的信，从信封上的邮票来看，好像是从埃及寄来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赫然在目。我拆开那封信，是彭娜写的，她写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开头，意思是突然给我写这封信，这种唐突和冒昧让她觉得很过意不去。之后她切入了正题，说我是田老生命最后的历程中交流最多的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她，而基于这种原因她觉得非常有必要跟我写这封信。

她说了移民的各种理由，除了雾霾，食品安全，人情世故等等大众的理由以外，有一条是这么写的：田老师没了以后，我试着到别的地方去生活。离开共同生活的那个城市后，我回过娘家，感觉已经不再属于那个家了，连母亲的关怀都感到了陌生；我也去过上海，到处都是与他两个人的回忆，站在这么繁华的大都市里，我却沉湎于一个已经走远的背影，那种巨大的孤独感让我浑身颤栗；我后来又去了大西北，以为距离能让我安静下来，但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希望带着我一起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哎，这个愿望最终因为他年事已高，也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我发现他的影子遍布了幅员辽阔的祖国，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南山路上的邮局门口，发现那里还有一个投币的公用电话亭。电话凌乱地挂在那里，电话线上结了一层浅褐色的锈，大概已经很久没人去用它了，我很奇怪市政公司为什么不把它拆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电话亭显然在那里很久了，我多次经过邮局门口，却一直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在那个废弃的电话亭旁站了很久，盯着电话听筒出神，陷入到了一种虚无的情境中，再后来我被一股奇怪的感觉牵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把那个笨重的黄色电话听筒摘了下来，放在耳朵旁边，跟想象中一样，没有任何声音。

它仿佛死了。

我又把电话挂了回去，一转头又看到了那只刷着绿色油漆的信筒，它像个陌生人一样突然矗立在我跟前，我无所适从地摸了摸信封上的地址，思忖着，是不是该给她回封信？

（刊于《收获》2015年第5期，《小说月报》2015年第1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