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第6/7页）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著脚尖研究著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著！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吣！”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著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著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著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著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二十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日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著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放开胃口吃别人请叫“足撮”。）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著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 『嗝儿屁』（“嗝儿屁”，死的鄙称。又说成“嗝屁潮凉”；旧时代北京小市民认为人死时先要打一个嗝，再放一个屁，然后七窍流水（潮），最后全身冰凉。）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著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著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著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著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著脸“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著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十八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般，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回忆起来，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著卢宝桑时，一瞥之中，卢宝桑却斜著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