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第2/4页）

我第一次受审的前一天，比奥顿律师来看我。他建议我庭审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什么东西上，比如说窗户和栏杆，什么都行。穿褐色卡其布制服的狱警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去见他。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他每次来都面带微笑、信心满满，那样子有时会让我有些恼火。他和我父亲已经进了探望室，一个初级狱警按下了计时器。房间里的刺鼻气味让我想起学校的厕所——这是陈年屎尿的气味。比奥顿律师让我别担心，他说我们会打赢官司的。他还说，司法公正会受到干预，因为我们打伤了一名士兵。他总是很自信。然而，我这个案子被要求加速审理，到了最后一天，比奥顿律师不再满脸微笑，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严肃。摊开在他脸上的情绪地图斑驳不清、难以辨识。父亲为了向我透露有关他眼睛的秘密把我拉去法庭的一个角落，这时律师走过来对我们说：“尽人事，听天命。”

我们乘坐柯林斯牧师的厢式车回家。他是和父亲、巴约先生一起来接我的。巴约先生把自己在伊巴丹的家人抛在脑后，一再往阿库雷跑，希望他们能放了我，然后他就能带我去加拿大，同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现在和我四岁左右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大相径庭。他的肤色变浅了许多，两鬓已经染霜。他似乎习惯说话时常常停顿，就像开车的人换挡刹车、减速加速那样。

厢式车上用大大的字体印着我们教会的全称“神召会阿库雷分会，阿拉罗米街”和它的箴言“以你本来面目来，离去时已获新生”。他们很少同我讲话，因为就算问我，我也几乎不回答，只是点头。从我被送进监狱开始，我就避免跟父母或巴约先生交谈。我不忍心同他们面对面。我践踏了救赎的机会——在加拿大展开新生活的希望，让父亲深受打击。我常常想，他怎么还能保持镇静，就像丝毫未受影响？我对律师吐露的心声最多。他的嗓音像女人一样纤细，时常向我保证，比其他人都频繁，我很快就会被释放，“很快”会反复说好几次。

然而，在坐车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的问题：“奥班比回来了吗？”

“没有，”巴约先生说，“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父亲想说话，但巴约先生抢在他前面补充了一句：“我们找人去接他了。他会来的。”

我还想问他们是在哪儿找到了奥班比，可父亲说：“是的，是真的。”我等了一会儿，问父亲他的车上哪儿去了。

“在博德那里修。”他简略地回了一句。他回头时正好跟我的视线对上，但我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车的火花塞有问题，”父亲说，“火花塞坏了。”

他是用英语说的，因为巴约先生是约鲁巴人，不懂伊博语。我点点头。车子驶上了一条破旧的、坑坑洼洼的路。柯林斯牧师和其他经常往返于市郊之间的人一样，为了避开路上的坑，不得不把车子拐到路肩上。车子挨着一长溜灌木丛往前行驶，一丛灌木，多数是象草，碰到了车身，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们对你怎样？”巴约先生问。

他和我一起坐在后排，我们俩中间堆满了福音宣传单、基督教书籍和教会广告，其中大多数上面都印有同一张柯林斯牧师手持麦克风的照片。

“挺好。”我说。

的确，没人打过我，也没人欺负过我，但我觉得自己撒谎了，因为恐吓和口头侮辱一直都有。进监狱第一天，我伤心得眼泪止都止不住，心慌得怦怦乱跳。有一个狱警叫我“小杀人犯”，但在我被关进一间空荡荡的、没有窗子的牢房后，他就走了。透过牢房的铁栏杆，我看见许多间牢房，男人们坐在里面，像被关进笼子的动物。有的牢房除了人，什么都没有。我那间有张旧垫子，一个有盖的屎尿桶，还有一个每星期加一次水的水桶。我对面的牢房里关着一个肤色较浅的男人，脸上和身上满是伤口、疤痕和泥巴，看起来很可怕。他坐在牢房的一角，茫然地瞪着墙，表情恍惚。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